原文載於《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
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年2月，頁67-113。
文中部份圖版已刪
中文摘要
「宣德爐」相傳係明宣德年間，由宣德皇帝命令呂震使用暹邏國王刺傢靄進貢的數萬斤紅銅和金銀等數十種貴金屬一同鑄造之彝器的統稱。根據研究，可能成書於明晚期的《宣德鼎彝圖譜》記載，其數量有三千三百餘件，其後又補鑄一萬五千餘件，由於這些彝器中以爐具最多，故稱「宣德爐」。坊間因其造形優美，遂大量仿造相同器型之銅爐，器底並鑄有「大明宣德年製」或「宣德年製」等方款。在明清以後宣德爐乃為文人雅士與古玩愛好者所珍愛之玩器，同時也是明清寺廟供器中的薰香具，是以到了近代，帶宣德年款的銅爐仍被大量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宣德爐不僅流行於明清以後的中國大陸，在臺灣寺廟中也見有大量宣德年款的傳世銅爐。以田野所獲材料來說，這批宣德爐有不少器身偶見清晚期至日治時代年款者，同時，再參照神像前方供有宣德爐之日治時代資料照片，諸多線索可以推論臺灣寺廟既存宣德爐年代不早於清代，而盛於日治時代。準此，本文將以臺灣寺廟中所藏之宣德爐為對象，透過寺廟沿革歷史、宣德爐種類、銘款、器表刻銘、工藝技法、以及海外同類型器類比對，並參酌日治時代影像資料，釐清這批被廟方誤認為明宣德年間製作的銅熏爐之可能年代，並解讀其在當代社會中為何被廟方重新詮釋作為寺廟歷史物證行為背後的意義。
關鍵字：宣德爐、宣德年款、臺灣、寺廟、鑄造、年代
壹、宣德爐定義與研究現況
一、 研究動機
在臺灣廟宇中，經常見到器底鑄有「大明宣德年製」款的銅爐。此類銅爐常被廟方視為具有數百年歷史之物證。新竹長和宮出版的寺廟簡介中，一件被稱為「煊爐」，有著「大明宣德年間製，迄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此爐為七寶銅所精製」的說法；[1]苗栗竹南龍鳳宮簡介中所刊載的一件獅首銜環銅爐，其器底見「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方款，亦被理解為明朝製品；[2]北港朝天宮一件大明宣德年款的銅爐，係大稻埕王林緞捐奉，宮志亦稱其年代應為大明宣德年間。[3]臺中太平村太和宮一件銅薰爐，也有「另邃古傳下一只銅製燻爐，年代遠溯至大明年間，彌其珍貴」說法；[4]臺中后里慈厚宮一件銅爐，被廟方視為媽祖來臺數百年的依據：「大媽來自福建湄洲，已歷數百年，其來臺日期，雖因人事變遷，無可稽考，惟以大明宣德年間所製之青銅香爐為憑，益信其來有自。」[5]無獨有偶地，在南投竹山三元宮的慚愧祖師廟中，民國八十六年所刻製的〈竹圍仔三元宮沿革〉碑文中，記載有「相傳一先賢隨征來臺時，由廣東梅縣陰林山靈光寺，恭迎慚愧祖師公聖像及香爐渡臺，入水沙連覓得現址奉祀。……香爐底，竟有（大明宣德年製）之鑄烙印。經查明宣宗宣德年，距今已歷五百七十二年，本宮當視如至寶加以典藏。」[6]類似說法實不勝枚舉。
實際上，銅熏爐中所見「大明宣德年製」款，未必等於是明宣德年間的製品。有關宣德爐年代判定，以考古學方法而言，主要是從層位學與類型學出發，目前傳世所見宣德爐多屬博物館與私人藏品，無法從層位學解決年代先後問題。至於類型學，則可以藉由相似的形制與紋飾特徵，以解決層位學無法提供較準確的斷年。但是，誠如齊東方指出，要確定器物形制、紋樣時代特徵和發展演變，必須以一批年代清楚的器物作為標準。據此，他提出「標準器物」與「標準器物群」的概念，它們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器物自身帶有銘文；其二、出土在紀年墓中；其三、伴出器物年代明確。[7]筆者引此觀念，認為臺灣寺廟所見宣德爐年代，不能直接從器底款識判斷，而應以器表上刻有年款之宣爐作為標準，在劉靜敏研究已注意到這樣的現象；[8]其次，因臺灣寺廟空間是開放式的，和墓葬封閉式的空間不同，因此並無紀年墓可供參考，然通過寺廟重修年代、沿革與地方開發史，亦可為宣德爐年代範圍提供線索；其三、在臺灣早期的資料照片中，同時提供了這批爐具年代下限的圖像證據。其四、東南亞見有一批附帶年款之宣德銅爐，可作為同樣屬東南沿海華人移民的臺灣宣爐，其年代與器形之參考座標。
二、 「宣德爐」釋義
宣德爐又稱「宣德鑪」、「宣爐」、「煊爐」。有關宣德爐記載最早文獻，見於署名[明]呂棠所撰之《宣德彝器譜》（又稱《三卷譜》，呂棠實為呂震之誤）、[明]呂震撰《宣德鼎彝譜》（又稱《八卷譜》）、以及呂震之《宣德彝器圖譜》（又稱《廿卷譜》）。此三書被收錄於民國十八年邵銳根據舊抄本校訂，由涉園合印，其後為廣文書局所印之合輯本。[9]有關三冊版本來源異同與傳抄錯誤等相關討論，非本文主旨，此不贅述。
在前述三種版本皆提到，明宣德三年（1428）宣德皇帝命令呂震利用暹邏國王刺傢靄進貢的數萬斤紅銅（風磨銅）開爐，大約二十三噸銅，並和金銀等數十種貴金屬一同鑄造，製作彝器。按《宣德鼎彝譜》卷一記錄，當時共鑄三千三百六十五件；而在《宣德彝器圖譜》卷二十提到，同年十一月又補鑄一萬五千餘件，合計約一萬八、九千件左右。[10]由於這些彝器中以爐具最多，故稱「宣德爐」，此後未再生產。[11]其特點是外觀金屬皮色千變萬化，在黝黑外表中隱透出閃亮光芒。在造形上，宣德爐自《考工圖》和《宣和博古圖錄》中選出八十八種銅器，並在宋官窯汝、官、哥、鈞、定窯中選出樣式典雅者二十九種，款式共一百一十七種，其形象收錄於《宣德彝器圖譜》一書。
有關宣德爐的鑄製，在《宣德彝器圖譜》中提到，多數宣爐係經十二次提鍊，另也有十鍊與八鍊者。項子京在明天啟六年（1626）的《宣爐博論》提到：「凡銅經鍊五、六次則俱珠光寶色，有若良金矣。宣廟遂敕工匠必十二鍊，每斤得其精者才四兩耳，故其所鑄鼎彝特為美妙。」[12]實際上銅不可能煉愈多次重量愈少，因此只能理解為是清除雜質使銅質更精純的說法，且由於精鍊，故宣德爐入手沉重，這也是坊間鑑定宣德爐的依據之一。
有關宣爐的皮色，明‧項元汴（1525-1590）《宣爐博論》提到「凡宣爐本色有三種，流金仙桃色一也，秋葵花色二也，栗穀色三也，而仙桃色為最，秋葵色次之，栗穀色則又次之耳」；明劉侗（約1593-1639）的《帝京景物略》載「宣爐色五等，謂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以藏經紙色為最。」明末清初的冒襄（1611~1693）於《宣爐歌注》亦提及「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正如好女子肌膚柔膩可掐，熱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汗泥中，拭去如故。假者脫者枯稿矣。」而民國十八年邵銳的《宣爐匯釋》，更整理出宣德爐有三十種顏色。可見宣德爐皮色之說，隨著文獻時間愈晚，有發展出愈多色澤的傾向。
民間因宣德爐造形優美，遂大量仿造宣德爐，並鑄以宣德年款之年號。但由於其鑄造程序繁瑣，材料亦耗資甚鉅，故明嘉靖五年（1526）時，祝允明已喟嘆宣德爐「鼎彝雖小，所費甚鉅，幾於金玉同價。金玉恆有而宣銅彝傳世頗稀。民間單冶薄鑄何能辦此。倘有得者，當與商彝周鼎共寶。」[13]而晚明項子京《宣爐博論》也有宣德爐「十爐九偽」之嘆；甚至明末的〈改過齋雜記〉更有「宣德年鑄薰爐，海內所珍，今多贗物，真者百之一耳，市者一爐索數十金，卒難得其佳者」的說法。自此，從明晚期至民國時期，仿品充世，仿製者不可勝數，而民間鑄造名家就有北鑄、南鑄、蘇鑄、施家等坊號；[14]反觀真正的宣德爐若非因時代更替而散佚，就是被大量銷燬，已很難釐清真正宣德爐之早期樣貌。於是民間以假為真，或誤真為假，魚目混珠現象，屢見不鮮。同時，也由於宣爐考古出土資料的欠缺、以及坊間藏品數量過於龐大，何為真正明宣德年間銅薰爐，就現階段的研究條件來說，仍無法蓋棺論定。
另一方面，由於宣德爐作為薰香器具的宗教功能，民國以後逐漸被轉化成為「熏爐」之代名詞，如魯迅《阿Ｑ正傳》：「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撿點，……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上文的宣德爐，當然不作明代宣德爐解，而是宣德爐樣式之熏爐。
三、 宣德爐研究回顧
坊間雜誌或書籍已有不少關於香爐或香具的介紹，[15]這些文章大致上是以單件或某種材質的香爐或薰爐為對象，辨其真偽，或審美價值之鑒定。至於宣德銅爐的研究，則多半是以收藏角度出發，在期刊或專文方面，有張光遠的〈大明宣德爐〉（1985）、[16]〈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1990）、[17]Rose Keer的《晚期中國青銅器》（Later Chinese Bronze,1990）、[18]劉靜敏〈宣德彝器圖譜之探討〉（1996）、[19]陸鵬亮的〈宣爐辨疑〉（2008）。[20]在宣德爐圖錄方面，則見《大明宣德爐總論》（1996）、[21]《香薰香爐暖爐》（2000）、[22]《金玉青煙：楊炳禎先生珍藏明清銅爐》（2006）、[23]以及《鐘鼎茗香》（2010）[24]等。這些圖錄中，有不少專文對宣德爐有較為深入的分析，如《金玉青煙：楊炳禎先生珍藏明清銅爐》所收錄的劉靜敏〈明清銅爐試析〉一文，詳見後文。
整體來說，有關宣德爐研究，學界皆注意到其始鑄年代的問題，並存在兩種分歧論點：一派認為宣德年間確實存在鑄鼎彝之事，此派以張光遠、陳擎光、劉靜敏為代表；另一派則認為《宣德鼎彝譜》等係偽託之作，宣德爐出現年代應是明末清初，此派以Rose Keer、陸鵬亮為代表，其論點如下所述。
首先，張光遠於《故宮文物》有一系列關於宣德爐定義與形制探討。他在〈大明宣德爐〉（1985）中，首先針對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養心殿供養四件銅爐為例，從宣爐的年代、原料、件數、器形、鑄法、銘款、用途、分佈、仿品與鑑定等角度，剖析宣德爐的各個面向。該文指出，宣德爐生產時間係在明宣宗宣德年間，鑄造方式為失蠟法，至於宣德彝器圖譜中的黃金成份，張光遠則認為應只是銅、鋅與錫的成份，並無黃金。另外，其〈鎏金精雕大明宣德爐〉（1990）一文，則以故宮庫藏一對五供中的獅爐為例，從器身紋飾發展、時代特徵與工藝現象，指出「獅方爐」亦屬明初宣德年間之作，亦是以失蠟法製成。其中，他提到標準宣德爐的字銘係直接浮雕蠟模後鑄成，並非使用字模印製。
陳擎光編著的《故宮歷代香具圖錄》（1994），雖非以宣德爐為主題，卻是較早以香具為專題的研究圖錄。陳氏於前文第一部份疏理了中國古代用香概況，如香料種類、合香配製、合香形狀等；第二部份則從考古與傳世材料，概述中國歷代香具之發展，上從漢代，下至明清。此書不僅羅列了大量考古出土香具材料，也注意到畫軸中的香具形象。在同書第83至85頁的「宣德爐」一節，通過《琴書呂》、《宣爐匯釋》、《宣爐博論》等古籍，匯集了明清鑄銅名家二十一位；本文同時指出，明晚期興起直接焚燒沉香木塊，取指頭般大小沉香，直接在燭火上點燃，因銅香爐不懼高熱不會有爐壁過熱炸裂現象，因此明嘉萬年間至清代特別流行銅爐。[25]
其後，劉靜敏指出，有關明宣德三年鑄造銅爐一事，存在有三種傳世版本，即三卷本的《宣德彝器譜》、八卷本的《宣德鼎彝譜》、以及二十卷本的《宣德彝器圖譜》，此三版係民國十八年卲銳的合輯本。[26]她認為，此三冊因傳抄過程中有錯誤，因此鑄造銅器名目上有所誤差。該文進一步提及宣德彝器古籍流傳，特別是八卷本的《宣德鼎彝譜》，讓人們對於宣爐更加理解、認識以及重新詮釋，以致於明晚期至清初形成了「宣爐風格」。[27]但是，劉靜敏卻也注意到，宣德二年及三年雖有暹邏入貢記錄，然其物為胡椒、蘇木一類方物，未見風磨銅，工部亦未見宣德三年鑄造鼎彝之事，因此他也不排除應有更多史料探討。[28]
柯蘿絲（Rose Keer）於其《晚期中國青銅器》（Later Chinese Bronze, 1990）一書則持不同論點。她指出，明清爐具經常是成套使用的，通常是中間為爐具，而其兩旁則各為燭臺和花瓶一對。這種祭器不只是宗教場所，在一般家庭有也有上述成套祭器，如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就提到佛室的陳設安排有此套祭器。[29]同時，明代彝器如鼎和簋，已非其原始功能，而被拿來作為薰香之器。在此書中，她提出三個論點：其一，明清許多銅爐具的設計來自漆木器的影響，這點在相關臺灣石質或金屬爐具形制來源的討論也有類似的看法；[30]其二，作為宣德爐主要成份的銅鋅合金（黃銅），雖然過去中國雖已有製作的能力，但Rose Keer從宣德爐中的鋅成份比例來看，發現其黃銅並非紅銅與鋅化物混合後的產物，而是直接使用金屬鋅的結果。維多利亞博物館館藏帶有「宣德年款」的銅爐金屬成份來看，其主要成份係黃銅，具有非常高的鋅含量，高達28~35%。由於中國單獨提煉鋅的年代大約相當或晚於十七世紀，因此她大膽地宣稱宣德爐可能是明晚期至清初康熙時期的作品。[31]其三，關於宣德爐的年代，柯蘿絲還發現明代許多文獻係作者偽託前人所作，《宣德彝器圖譜》等著作自不例外－－據此，《宣德彝器圖譜》成書年代應不早於西元十五世紀以前。[32]
有關宣德彝器成書於明代晚期之說，也見於大陸學界。陸鵬亮認為明宣德年間鑄銅一事，特別是《宣德鼎彝譜》之三部圖譜，其內容與行文皆有後世偽造之跡。其理由如下：其一，明晚期宣德銅爐方散見於文人筆記中；其二，在《明宣宗實錄》中，宣德三年三月並未載有鑄造鼎彝乙事；其三、《宣德彝器圖譜》中各類圖形，具明晚期特徵；其四、嘉靖年間的《宣德鼎彝譜》和《宣德彝器圖譜》序文，皆稱于謙為于忠肅公，然他於萬曆中期才被諡為「忠肅」，證明了圖譜成書晚於萬曆年間，甚至《宣德鼎彝譜》文後附有成書於天啟六年（1626）的《宣爐博論》，更證明了「宣爐三譜」應成書於明晚期或明末年。[33]明清對於宣德爐的認識，存在三個階段：一：宣德至萬曆初年，雖存仿古香爐，但尚未出現「宣德爐」的概念；二、萬曆時期，雖出現了「宣廟銅器」之概念，但還未衍生出宣德三年鑄風磨銅的說法；三、天啟、崇禎至清初，已逐漸形成宣德爐的系統性認識。由此可證，宣德爐形成專門的文物珍玩，大約是在十七世紀早期。[34]
陸氏所提出《宣德鼎彝譜》三部圖譜有後世偽造之跡的懷疑，正呼應著晚明興起的一股文物賞玩熱潮的時代風氣。王鴻泰的研究透露了相關線索：當時不僅帶動了相關知識的生產與購求，甚至對於骨董辨偽之知識渴求，導致一批偽書的出現。[35]當中是否也包括了「宣爐三譜」？
1994年杭州青少年宮昭慶寺舊址出土的一批供器，提供了宣德爐一類供器的流行時間依據，約為明晚期至清初。自廢井中出土的二十三件銅、錫器中，簡報所稱「簋式爐」器底，見有「崇禎戊寅卯月二日汪靜斯製」款識，故知該器製於1638年；另獅蓋銅薰爐之器底，見有「宣德年製」之方款，「德」字心上無一橫；鼎式爐一件，造形即《宣德彝器圖譜》中所稱的「朝冠宮鑪」。[36]由於昭慶寺於崇禎十三年（1640）發生大火，順治年間重建，康熙五十二年（1713）亦曾重建，因此這批宣德爐合理年代為明末清初。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於過去對宣德爐的認識來自清宮舊藏或民間收藏，而考古出土這批材料為宣德爐的年代範圍提出更具科學的證據。
除了上述的宣爐始鑄年代的討論，另亦有關注於宣爐成份的研究。《中國古代冶金》（1978）從冶鑄工藝的角度，認為宣德爐乃黃銅製品。[37]本書指出，中國製作黃銅器之記載雖可上溯至宋代（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引宋崔昉《外丹本草》之說），但當時黃銅器中的鋅並非金屬鋅，而是含有碳酸鋅的爐甘石，以化合物的成份加入紅銅來製成黃銅器，但鋅的成份既不穩定，含量亦低。[38]有了金屬鋅之後，就能穩定的製造黃銅，而中國在西元十一世紀便已懂得生產金屬鋅。最遲在明代就能提鍊出金屬鋅並投入生產。[39]也就是說，此書認為中國在明初便已具備製造黃銅器的能力；換言之，明初也就具備鑄造宣德爐的技術條件。
從上述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仍集中在宣德爐始鑄年代考證，以及對「宣爐三譜」的內容考訂。有關宣爐各時代的形制發展面貌，仍以同時代的陶器進行類型比較。[40]一方面，宣德爐形制研究的困難點在於目前所見材料多屬傳世品，欠缺考古出土材料作為年代與形制上的參考依據，且私人或博物館藏品的年代斷定，也多依賴於經驗法則，並非透過標準化的科學屬性或可供檢視的準則出發；其二、在前述文章或圖錄中，其研究對象多以大陸地區或博物館收藏品為主，專以臺灣寺廟所見宣德爐為研究對象者，並未見到，但這批未被研究的材料卻屢屢被廟方挪作歷史年代的物證。第三，目前有關臺灣宗教文物的成果，大抵上仍從零散的材料進行歸納、描述。實言之，要讓臺灣宗教文物研究提升至科學調查的層次，則應更仔細對面對實物，透過嚴謹的第一手資料的整理、歸納，從質化、量化的交叉分析比對後，方能讓研究成果成為可接受檢驗的內容。
有鑑於此，本文將以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作為研究對象，一是透過寺廟沿革、地方開發史、器表年款等作為判斷文物年代之背景資料；二是研究宣德爐的異地移植到臺灣後，所產生文化變貌與角色轉化的問題。
貳、臺灣寺廟所見宣德爐形制與款識分析
一、 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之形制與種類
目前關於宣德爐名稱，大抵上一般是依《宣德彝器圖譜》等古籍，按其器耳造形加以命名，而本節關於宣德爐之分型，亦採其器耳樣式分類。根據調查臺灣寺廟所見傳世宣德爐，可概分為蚰龍耳爐、壓經爐、沖耳爐、橋耳爐、獅首耳爐、朝冠耳爐、戟耳爐、無耳與其它（雲氣耳），共九型，分述如下。
（一）蚰龍耳爐
蚰龍耳亦作蚰蜒耳，《宣德彝器圖譜》卷五稱其為「諸爐之冠」。此爐以素面為尚，然雙耳實為「龍之形簡也」。傳世的蚰龍耳爐數量極多，在《大明宣德鑪總論》收有二十八件、《鐘鼎茗香》收有十二件、《香薰香爐暖爐》一書也收錄二件等。
臺南大天后宮之蚰龍耳宣德爐（全高12公分），色澤偏淡黃，表面光亮無鏽痕，目前陳設於拜殿供桌上。[41]爐作鼓腹之簋形，雙耳位於爐身對稱兩側。惟因無法拍攝器底，無從得知是否存有宣德年款。透過器身陰刻之「馬沙溝庄謝」、「昭和參年夏」字樣，可知本器為西元1928年的製品。[42]
社頭清水巖所見宣德爐（高8.5、腹寬17.5、口徑14.5 公分），此香爐被廟方視為珍寶，收藏於庫房。其外形為敞口、束頸、鼓腹，兩側為蚰龍耳，圈足外撇。外觀呈現淡黃褐色，較大天后宮所見者顏色較深，亦未見銅綠生鏽現象，從色澤來看可能是黃銅一類。底部有六字方款，方款外見淺浮雕之雙龍環繞，方款內為「大明宣德年製」，「德」字中「心」上無一橫。從器底來看，係以失蠟法製造。外觀保存良好，仍保持有光澤，而爐內則因長時間使用而布滿焦油。[43]
該爐器底雙龍環繞方字款的作法，即「雙龍捧款」，在過去被是為宣德朝真爐的標誌。[44]陸鵬亮透過傳世「大明景泰年製」款識以及獸耳造形來判斷，推測雙龍捧款的年代可能為十七世紀早期至乾隆朝。[45]然而，社頭清水巖之雙龍和明清所見雙龍捧款中的龍紋清晰、鱗、角分明的精緻作法不同，其外形模糊難辨，僅餘輪廓，而龍首、身、爪、珠、尾等元素已然解體，由於本宮建於乾隆十年（1745），嘉慶二十四年（1819）和光緒十年（1884）皆曾重修，[46]因此其年代應晚於十八世紀，或為十九世紀甚至更晚之作。
此式香爐其它實例尚見於澎湖馬公東甲北極殿、麥寮拱範宮以及嘉義新港奉天宮。其中，澎湖馬公東甲北極殿的蚰龍耳宣爐與同廟的壓經爐，從銅色、氧化程度以及使用痕跡相似，可能為同時所置，而後者器耳刻有大正年款，因此推測此一銅爐可能亦為大正年間所製作。拱範宮所見宣德爐，造形與其它蚰龍耳爐相似，但外觀已因長年煙薰而覆蓋焦油。根據宮志記載，清晚期至日治時代的同治十三年（1874）、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及昭和五年（1930）分別有重修紀錄，[47]其中昭和五年照片中已見此香爐被使用，因此不排除是清晚期至日治時代前期所置。
新港奉天宮正殿供桌上一件仍在使用中的蚰龍耳爐（不含底座高10.5、口徑18.5 公分，底座1,667克，香爐本體2,538克），外觀中段略氧化，表面有長時間使用後之凹陷痕跡。器底有「玉堂清玩」四字篆款，器物下方鏨刻有白描之「林柏舟贈」四字。根據奉天宮秘書林汝靜表示，林柏舟為新港當地書法家，已過世十餘年，若在世則已逾八十餘歲。若此爐為其三十歲所贈送，則此爐僅五十年歷史。但從造形來看，該爐並非民國五十年代所流行的銅爐風格；此外，奉天宮所藏一張昭和三年明信片中已見該爐（含底座、宣爐几），故其年代應為日治時代以前。有關此「林柏舟」是否即為已逝的新港書法家，或是該爐曾流散在外後落入其手後再獻給廟方，已不可考。由於本宮曾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因地震而重修三川殿與正殿，故不排除熏爐為此時所添置。
奉天宮所見宣德爐表面也透露出其工藝技法。仔細觀察器口與底緣部份，可發現有圓形小銅片痕跡，可見在預鑄的內模與外範之間，墊片係作為固定住兩範間隙不致產生位移所置。外觀因長年薰沉香，在器腹中部與底部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氧化現象，中段器頸處氧化稍嚴重。而器底非一般所見「大明宣德年製」，而是「玉堂清玩」，是臺灣寺廟傳世宣德爐中少見之款識，後文將進一步論述。
雲林北港朝天宮所見一件被稱「萬年香火銅爐」，從造形來看，亦應歸屬此類。其外形近似圓體，耳部下端與器身相接處則未作細收處理，器腹亦無臺南大天后宮等所見之垂腹效果，整體造形更接近周代銅器中的圓簋。其背面有「咸豐丁巳年吉旦」（1857）年款，從下款亦可知係泉州深滬信徒敬獻之物。該爐因長年香火不斷，因此無法檢視器底是否存有宣德年款。
（二）壓經爐
壓經爐又稱「押經爐」，據《宣德彝器圖譜‧卷十七》載，該造形係取自宋定窯之高腳押經爐，民間認為它多是作為佛教用器。[48]惟《宣德彝器圖譜》所見之壓經爐為三乳突足，臺灣廟宇所見壓經耳宣德爐造形則有兩式，一式係以圈足為造形者；另一式則為三足壓經爐。
臺灣所見的圈足壓經爐數量甚眾，新北市金包里慈護宮、新竹市長和宮、彰化縣鹿港新祖宮、嘉義縣布袋鎮嘉應廟、嘉義市震南聖神宮、雲林縣麥寮拱範宮、嘉義城隍廟、臺南市元和宮、臺南市佳里金唐殿、澎湖縣西嶼大義宮…等皆見，分布於臺灣全島與離島。此類壓經爐外形作圓簋式，其雙耳外形近似展耳，惟展耳末端與爐身有一橫條連結。坊間所見壓經耳宣德爐的爐蓋通常已佚失，長和宮所見者係後來重新製作一小蓋，覆於爐口。嘉義震南聖神宮、佳里金唐殿的香爐器蓋皆妥善保存，從造形可知，有葫蘆蓋與斗笠鏤孔獅鈕蓋。
新竹長和宮所見的壓經宣德爐，提供了此類宣爐年代的判定依據。該爐身正面陰刻「天上聖母」四字，爐耳有年款與贊助者，一側刻有「戊寅年桐月」，另一側則有信徒敬叩字體。「戊寅年」有光緒四年（1878）、昭和十三年（1938）與民國八十七年（1998）。而1987年出版的《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中冊）見有此爐，故其可能年代為清晚期至日治時代。由於清代一般宣德爐爐耳未如該爐厚實，造形亦較為典雅，因此以昭和十三年（1938）為可能年代。
圈足壓經耳爐的製作，二十世紀後半葉仍有生產：觀察鹿港新祖宮壓經爐之器底，可以發現有多條平行同心圓細線，相似的情形也見於新北市的金包里慈護宮，顯示它們並非是以鑄造法製作，器底部份可能係以車床加工成形。車床是1794年英國人（Henry Maudslay，1771-1831）發明，當時以腳踏作為動力。[49]至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獨力動力源的現代車床。在臺灣的車床是由楊鐵與臺中精機於1950年代引入，至1970年代以後才廣泛使用。因此，此一銅爐可能是民國五、六十年代以後所製。歸納上述，我們不排除圈足壓經耳爐流行年代始自日治時代，而戰後臺灣金屬加工業發達以後，已大量生產。
三足壓經宣爐在數量上比圈足樣式少，實物有臺南首廟天壇、嘉義大林溝背濟陽堂（東峰公太廟）、澎湖馬公東甲北極殿、臺中大甲鎮瀾宮文物陳列館與臺中梧棲朝元宮的三乳足壓經爐（已遺失），以及鹿港天后宮正殿供桌的三足壓經爐。
在澎湖馬公東甲北極殿壓經爐之器耳，陰刻有「大正壬戌年孟秋鑄」（1922）、「炉下弟子□木敬獻」之楷體。此件宣德爐提供了此類宣德爐年代訊息－－通過銘文可知，它是大正十一年（1922）時鑄造。類似的器類也見於嘉義大林溝背濟陽堂（江氏祠堂）、臺中大甲鎮瀾宮文物陳列館以及臺中梧棲朝元宮。這幾件三足壓經之爐身皆未見有範線，顯示是以失蠟法方式成形，且因皆為實心，故拿於手中相當沉重。
嘉義大林溝背濟陽堂（東峰公太廟）殿內供桌上的壓經爐，器表局部因氧化而呈現黑褐色，露出的銅胎可見泛紅的銅色，立於一荷葉形三足銅質底座上。該器係以失蠟法鑄造。其三足為一前二後，一足正對眼前，底面的「宣德年製」年款可正面辨讀，其爐底有四字「宣德年製」小篆款，臺灣田調材料中相當罕見。考量東峰公太廟中七個牌位，皆作清代稱呼，[51]再加上此爐外表有長時間使用的凹陷鏽蝕痕跡，綜合考量其器形，不排除是清代所置。
比對兩種不同造形的壓經爐後可以發現，圈足者輪廓稜角明顯、輪廓硬直，尺寸較大，且爐耳凸起處更加張揚，且器表大多呈現出較為新鮮的銅色，故其整體年代可能比三足壓經爐要晚。
（三）沖耳爐
沖耳爐又作朝天耳爐，顧名思義即其器耳自爐之口緣垂直向上沿伸。此爐之造形係取自宋瓷爐形，為明清銅爐中數量最多者，沖耳之意取「敬天法相」。傳世所見明清風格的沖耳爐皆作三乳足，器身重心極低，器身素面為主，偶見有刻畫八仙人物圖像。[52]
在鹿港新祖宮所見的三乳足沖耳爐二件，即屬此類宣爐。兩件形制相同，尺寸一大一小，小者高8.6、寬11.8公分、口徑長10.2，重1400公克；大者高10公分、器寬16.9、口徑長15公分、重1510公克，器底皆見「大明宣德年製」之兩行方款。二器皆作鬲型，沖天耳、鼓腹，乳突狀三足，爐身皆有氧化、煙薰泛黑痕，而爐內見殘存香灰，顯示原為廟方實用供器。爐底見有六字之「大明宣德年製」款，前足舉起，其宣德年款可正面辨讀。
觀其工藝，係以失蠟法製作。表面雖見長時間使用之氧化鏽蝕痕跡，然鏽痕下的銅爐皮殼紅中帶亮，推測原來為紅中帶紫之皮色。由於鹿港新祖宮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建廟落成後，在嘉慶十一年（1806）、道光十三年（1833）、明治四十一年（1908）分別有重修。[53]因此不排除此二件宣德爐為上述年代所置，在《鐘鼎茗香》頁39中收錄一件沖耳爐，從器身比例、銅色與款識與此二器相近，而前者定為十七至十八世紀，[54]因此保守推測，此二爐可能是建廟之初或稍晚重修時所置，約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臺中南屯區萬和宮文物館所見三足圓腹銅爐，同屬於衝天耳式之宣德爐。方形唇口，束頸，鼓腹，其下三足與新祖宮所見與器腹連成一體的造形不同，而是直接從腹部伸出，整體更接近圓鼎形。器耳的方折作風，亦異於新祖宮的圓弧造形。該器尺寸較小，雖具早期爐具特徵，但因無年款與相似器物比對，故年代待進一步考證。
沖耳造形之乳足銅爐，雲林土庫鳳山寺所見的一件銅薰爐雖頗為相似，但其耳部變體為動物蜷曲造形，爐身整體造形也更寬扁，與明清傳世沖耳爐形制略有差異－－最特別的是器底所鑄之「大明洪武六年仲春工部尚書董直鑑鑄」十六字方款。從年代來看，洪武六年相當於西元1373年，比始鑄宣德爐的宣德三年還早了半個世紀之久。土庫鳳山寺傳說雖創建於明崇禎八年（1635），但當地係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後由郭、林二姓由泉州府南安遷移至此開墾，[55]因此不論是建廟或開墾年代，該件香爐皆不可能為明初製品。從外觀與底款分布方式觀察，亦與臺灣流行的現代銅爐風格迥異，不能排除是近年大陸所製作的仿品。
（四）橋耳爐
所謂的橋耳爐，耳略似沖耳，然爐耳斜伸似橋，故名。此類宣爐大多素面，器足多為三乳足或三鬲足，乃仿南宋姜娘子製器而鑄。《八卷譜》記載，橋耳爐原是用以御賜國子監祭酒之爐式；也有認為其功能按分尺寸分成大、小二種，大爐用於皇宮與殿堂，小爐則為玩賞之用。[56]
目前臺灣所見此類香爐以鹿港天后宮收藏者為代表，廟方稱之為「湄州進香正爐」。該爐為鬲形、三錐狀足，兩耳作橋形，器身中央有一道凸弦紋，青銅材質。收納該爐的木盒上有「乾隆丁未年置」（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年款，惟因無法就近目驗上手，若該爐年代屬實，則此爐為臺南大天后宮、臺南孔廟的三件蔣元樞方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外，具明確紀年的銅爐中年代較早者。
彰化曇花佛堂內供桌上也有一件橋形耳乳足宣德爐。曇花佛堂創建於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道光二十七年（1847）、同治八年（1869）與明治三十八年（1905）有數次重修之舉。[57]橋耳德爐置於一圈形銅座上，銅座係近年所製。其外觀氧化，器底見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體。此爐腹部鼓起、足部較小，輪廓與款識與鹿港新祖宮沖天耳乳足爐頗為相似，但耳部造形則不同。從款識寫法來看，與鹿港新祖宮相近，是否為同時期作品，有待進一步考證。
彰化元清觀為另一處所見實例。目前使用於正殿的該爐與一般素面造形者不同：器腹有一圈突起之弦紋，且爐身上下二層有二方連續之錯銀圖案，上層為側面虺龍紋，下層則是三角葉紋。爐底見有「宣德年製」之四字篆體，與雲林大林江氏祠堂三足壓經宣德爐所見四字篆體款的寫法相近。但由於元清觀曾於2006年時發生大火，將本宮內重要古物如匾額、楹聯、石碑與家具等燒毀，[58]此爐表面卻未見焚燒痕跡，因此懷疑係近年所添購。同樣為近年所置的橋耳宣爐還見於大金門的慈鑾宮。該爐之橋形耳係一體成形鑄造後，再加以鏨鏤製成；爐底的「大明宣德年製」為粗明體，非一般常見的楷體；此外，一般明清宣爐款識正面應是一足前、二足後，但該爐卻二足前一足後，故可知為近年製品。
（五）獅首耳爐
獅首耳爐即爐耳為一獅首，據《宣德彝器圖譜》卷十六所載，此爐造形仿自哥窯，賜給兵部尚書、大都督等高級軍職要員，被認為是取獅之威猛，以率六軍之統。[59]通常獅首耳爐器身素面，其下作圈足，臺灣所見者大抵作此形。
臺灣寺廟所見的獅首耳爐實例很多，台北士林慈諴宮、新北市新莊慈祐宮、新北市泰山顯應祖師廟、竹南龍鳳宮、彰化市天后宮、南投縣名間鄉濁水福興宮、雲林西螺福興宮、臺南市集福宮、澎湖天后宮等地皆有。以竹南龍鳳宮所見銅爐為例，器作敞口、束頸、弧腹、圈足，兩側器耳為對稱之獅首銜環題材。器底因有六字方款之「大明宣德年製」，故被誤解是明朝年間香爐。[60]西螺福興宮所見的銅爐造形更完整，原來器底被保存下來。其形制、款識、尺寸，與竹南龍鳳宮如出一轍。其共同特點是器壁皆很薄、尺寸極大，但未見範線，顯示是以失蠟法製成。惟圈足、獅首的部份係另以焊接方式成形。
有關這種薄胎獅首銅爐之年代，透過泰山顯應祖師廟以及臺南市集福宮的銅爐來看，二器皆鑄有「民國辛亥年」之陽字款，即民國六十年（1971）所製；此外，彰化市天后宮所見者有「庚子年元月」、「彰化市民生路三號李榮萃、□□訪敬贈」之款，故應為民國四十九年（1960）。若從宣德年款風格判斷，大多數款識寫法一致，顯示係以字模壓印製成。再參酌造形、工藝、器表氧化程度，此類香爐的流行應是國民政府遷臺以後，特別是民國五、六十年代相當流行。
若從陶香爐發展來看，南投陶香爐自清末已流行器耳採以獅首造形，和臺灣所見獅首耳宣爐不同的是南投陶以三錐足造形為主，圈足次之，和銅爐以圈足為主不同。雖然臺灣紀年南投陶獅首爐年代早於有紀年的獅首銅爐，但卻不能說前者影響後者。若參酌泰國、馬來西亞所見此類銅爐，其器表刻有同治、光緒年款，說明此類銅爐盛行於華人移民地區。[61]惟海外所見獅首耳爐和臺灣此型比較，銅胎更厚，且器型尺寸較小。由此推論，不能排除清代臺灣寺廟有厚胎獅首銅宣爐的可能性。
（六）朝冠耳爐
根據《宣德彝器圖譜》，朝冠耳爐係按照元朝姜鑄朝冠爐款式製作。其體形普遍比其它類型宣爐碩大，且以三足鼎式為主。臺灣所見此類香爐實例不多，僅有數件，體裁亦相當雄偉。
彰化慶安宮所見的朝冠耳鼎式宣爐，青銅質。附蓋，器蓋作亭閣造形，頂蓋以葫蘆為鈕，葫蘆頂為中空，可直通爐內，其下屋簷，開六拱型窗格。器身為圓腹帶唇口，左右兩側作展耳作，末端呈捲曲狀。全器飾以交錯之四方連續錢幣紋，器腹正背面各有兩團圈紋圖像，前者有童子拜觀音環繞以十二肖生圖；後者為錢幣紋，中央有「金玉滿堂」之篆體字，外圈則飾以捲草紋。爐底三足，作象首造形，三足為一前二後，一足正對眼前，底面的「大明宣德年製」年款可正面辨讀。全器未見範線，應為失蠟法製作。器身的錢幣紋見於嘉義朴子配天宮有「朴子街」名稱之三足朝冠耳鼎式銅爐，此外，慶安宮亦曾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重修，[62]故此爐推測可能為日治初期所置。
西螺福興宮所見的三足鼎形朝冠耳宣德爐，置於正殿神房前，銅質。兩側器耳上翹似朝冠。此爐附蓋，蓋上見一戲球雄獅。此器沉重，係以實心鑄造。器底見有「大明宣德年製」款，字體清晰，德字為明清宣德爐的標準寫法。據廟方表示，此爐存在已久，然何時啟用，已難考證。從年款寫法來看，其年代可能早於或屬於日治時代。
嘉義朴子配天宮亦見三足朝冠耳鼎爐，青銅。原應有蓋，已遺失。唇口方折，頸部飾以四方連續錢幣紋，與彰化慶安宮三足鼎式銅薰爐、竹節式四足銅熏爐器身裝飾相似。器底雖未見宣德款識，惟器身陰刻有「配天宮天上聖母」、「朴子街頂瓦磘」、「丁和興弟子叩謝」之字體，透露其年代範圍。朴子街係今嘉義縣朴子市之舊稱，為大正九年（1920）年至昭和二十年（1945）間的行政區名，轄屬台南州東石郡。由此可知，此銅爐為日治時代中後期的製品。
（七）戟耳爐
戟耳爐原型係來自於宋代官窯青瓷，其外形雖與魚耳爐相似，然魚耳爐之爐耳下端分叉，用以象徵魚尾，戟耳爐則外型似戟。目前實物見於彰化市元清觀、嘉義新港奉天宮、臺南市聚宋宮、福德爺廟與銀同祖廟，以及高雄市仁武福清宮。
從工藝來看，仁武鄉福清宮與新港奉天宮的器耳係使用螺絲或焊錫一類方式結合於本體，圈足與壼門圓座與爐身係一體成形，應為二次戰後臺灣銅爐常見之工藝，因此應屬於現代製品。
彰化元清觀之戟耳爐目前供於正殿前之案桌上，敞口、斂頸、弧腹、圈足，爐座造形可見於《宣爐彝器圖譜》。此爐皮色紅中帶紫。如前文所述，元清觀於2006年時發生大火，而此爐卻未見焚燒痕跡；此外，經與《鐘鼎茗香》、《大明宣德爐總論》等藏品比較，爐耳彎曲僵硬，未見優美弧度，疑為近年添購。
（八）無耳
在臺灣寺廟現存宣徳爐中，還有一類未附器耳者，數量較多，按其造形，還可分成兩式，第一式作圈足，第二式為三足。第一式的圈足無耳宣爐，器身造形頗似獅首耳爐，也常在爐口四角以鍊條或繩索懸吊，為三界公爐，實例見於南投濁水福興宮、竹山沙東宮（延平郡王）等地點。此類宣爐不論是造形、尺寸或字體皆非常相近，而爐底字體皆有六字「大明宣德年製」方款，德字中心上皆見一橫。通常款識模糊不清，若非以字模於器底壓印所致，即是字體經多次翻模後所形成之現象，字體風格和臺灣寺廟所見薄胎獅首耳爐相似。南投濁水福興宮、竹山沙東宮在二次戰後有多次重修紀錄，考量其工藝、字款風格可知，此類宣德爐應是二十世紀後半流行的樣式。
第二式三足無耳宣爐尺寸較小，三足似鼎，器壁很薄。筆者於彰化北斗一處傳統宅第的調查中，見有一件三足束頸鼓腹香爐，無耳，其器底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方款，然甚為模糊，在臺中后里慈厚宮、臺南市和勝堂、澎湖西嶼大義宮存有類似造形者。不論究其造形、尺寸、底座、款識，非常相近，說明是大量生產下之製品，不排除可能是二十世紀以後的製品。
（九）其它類：雲氣耳
彰化慶安宮內的「竹節式四足銅熏爐」作方形造形，竹節式唇口，束頸、鼓腹，雙耳作變體捲雲紋，下方四足亦作竹節造形。器底有陽刻六字方款：「大明宣德年製」，通體飾以淺浮雕之錢紋。腹飾有兩圓形圖案，其一為童子拜觀音，另一為十二生肖與干支年款圖像。
從工藝上來看，本件薰爐未見範線，應以失蠟法製成。此外，「德」字中的心字頭上少一橫。從外表氧化與鏽蝕程度，再加上以錢幣為暗紋的高超製作技藝，罕見於近現代臺灣的銅爐，故其年代可能為日治時代以前。
二、 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所見款識種類
「款識」是一種於明初開始流行於瓷器表面題寫帝王年號的作法，即後世所稱「年款」。明代年款有楷書和篆書兩種，以瓷器為例，明宣德年間出現以青花楷體書寫，題於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大明宣德年製」、「宣德年製」等形式，為明清以後題寫年款的標準模式。[63]從考古出土宣德年製之字體寫法來看，「德」字沿襲漢碑中的古體，字的右半邊「心」無一橫；雙人旁的兩撇，斜度較大，一般認為字體風格係受到明初書法家沈度的影響。[64]
和青花瓷器相同，宣德爐的銘款也是辨識宣德爐年代的重要依據。銘款位置有位於爐底正中央、爐口下居中處以及爐身一側，銘文皆陽文，字體有小篆和楷書體，字體筆劃清晰分明，而坊間仿造的款識則筆劃不清。[65]銘款不論是「宣德年製」或「大明宣德年製」，以臺北故宮所藏養心殿供置乳鑪款識為例，標準宣德爐年款中的「德」字「心」上應省略一筆，張光遠認為可能是宣德皇帝自署的書寫習慣，但也不排除是古人法書中省略之寫法；此外，「製」一字下方的「衣」應無頂上一點，同樣亦見於瓷器款。不過，由於瓷器上的年款是書寫，而宣銘鑄製是浮雕蠟模，因此款識的視覺效果不像瓷器年款的秀雅與柔軟，而呈現出更為硬直之感。特別是筆劃上的鑿傷痕跡，以及剔底未平所呈現的凹凸現象，可作為鑑定真銘的輔證。仿器偽銘係運用仿刻的字模加以印製，因此無刀痕。[66]
劉靜敏從《宣德彝器圖譜》的歸納後發現，款識有楷體與篆體兩種；內容有「大明宣德年製」（分成六字三行長方扁印款、六字一行）以及「宣德年製」兩類；另還見「工部尚書敕賜爐宣德製」、「宣德三年五月敕賜勛名鼎」之寫法。有關字體風格，她通過與沈度傳世書蹟比較，認為宣德年間的宣德款識確實出於其手。[67]但是，歷朝在鑄造銅器的同時，不免也將時代風格融入款識中，如「宣德年製」四字一行的長篆字體寫法，為乾隆時代的風格；而德字出現一橫寫法則是在康熙以後出現。[68]
不論是張氏或劉氏之研究，皆是以中國大陸所見宣德爐為對象，反觀地處華人文化邊緣地帶的臺灣，其字體標準不應套用此一規則，應重新檢視。經調查臺灣寺廟傳世宣德爐款識寫法，共可分成以下幾類，分述如下。
第一類為「大明宣德年製」之六字方款，字體清晰，「德」字「心」上少一橫，「製」下「衣」字無點。從整體來看，字體具有明顯的刀痕，應是以失蠟法製作。相關器類有雲林西螺福興宮朝冠耳爐、社頭清水岩蚰龍耳爐、彰化市慶安宮朝冠耳爐與雲氣耳爐，這些爐的年代大體上都在日治時代以前，不排除有清代後期的產品。
第二類同樣是「大明宣德年製」之六字方款，代表作品見於鹿港新祖宮內的大小兩件沖天耳乳足爐，以及彰化曇花佛堂的橋耳爐之款識。和第一類相似的是，「製」字同樣「衣」頭無一點；字體具有刀痕，應是以失蠟法製作。然而，「德」字「心」上見有一橫，「明」字中的「日」第二筆向下延伸出頭；「年」字中第三筆與第四筆未封，字體顯得更為圓潤、工整，整體接近明清瓷器中宣德年款之寫法，雖然劉靜敏指出德字出現一橫寫法是在康熙以後出現，但因新祖宮建於乾隆五十三年，且經多次重修，因此推測其年代應屬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是否延續到日治時代，目前則無明確證據說明。
第三類亦作「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方款，「德」字「心」上有一橫，字體豐腴似顏真卿體。惟此類年款字跡模糊，千篇一律，並非以失蠟法製作，顯示為大量生產所致，可能還是以標準化的字模所印製。相關器類見於苗栗竹南龍鳳宮、西螺福興宮獅首耳爐，南投濁水福興宮與竹山沙東宮的三界公爐、北斗民宅以及臺中后里慈厚宮…等。在臺灣寺廟中所見宣德爐多屬此類款識，總數可能不下百件。通過幾件鑄有民國年款的產品得知，此類年款流行於1950年代以後。
第四類款識為「宣德年製」四字之篆體長方款。實例僅見於雲林大林溝背江氏祠堂的壓經爐、彰化元清觀的橋耳爐。但雲林大林江氏祠堂壓經爐字體為方轉線條，線條簡潔銳利，相似器形見於《鐘鼎茗香》頁90、92兩件含底座之壓經爐，其器底亦為「宣德年製」篆體長方款，款識平穩居中，後兩件年代標示為十六世紀與十七、十八世紀。雖不能據此將江氏祠堂壓經爐年代等同於十八世紀以前，但從祠堂創建年代與牌位年代推算，推測其可能年代為十八、十九世紀。
第六類款識為「家藏珍寶」四字陽文篆體方款，實例見於彰化元清觀的戟耳爐。該器器底款識清晰，見有銅綠。此類款識亦見於坊間藏品，如《金玉青煙》圖61之平口鬲式爐、《鐘鼎茗香》頁63之蚰龍耳爐等。臺灣所見此類款識因樣本太少，需更多田野資料印證其年代。
第七類款識僅有一件，見於嘉義新港奉天宮的蚰龍耳爐。底款為四字篆體方款之「玉堂清玩」。在宣德爐各式民間堂齋款中，最常見者為「玉堂清玩」。著錄所示是嚴東樓（1513-1565）所有，即明宰相嚴嵩之子；然而，清代以玉堂為齋名者有十二人，由於字體寫法與鑄刻方式有別，並非同一時期所作，但固定是四字二行之鑄款。[70]新港奉天宮建於嘉慶十六年以後，在明治四十一年因地震重修，而昭和三年已見該爐。因此，在臺灣所見此一款識推測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但不排除有其它年代者。
三、小結
歸納前文考察材料可知，臺灣宣德爐所見的九種樣式，數量上雖明顯不及《宣德彝器圖譜》中主要流行的二、三十種，若和東南亞地區的泰國、馬來西亞所見宣德銅爐形式比較，則東南亞所見宣爐幾乎皆以獅首形爐為主，而且年代多落在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前半之間，說明了臺灣先民在宣爐種類的選擇上，仍比東南亞地區華人要廣，這可能與地緣近、華人開發較早有關。此外，臺灣所見宣爐樣式仍有某些未見於《圖譜》中，如雲氣形耳以及無耳的三界公爐之形式，其來源則有待日後與考古或傳世紀年材料的比對，進一步研究。
從年代來說，臺灣所見宣德爐年代約在清代中晚期至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間。依種類的不同，其流行年代亦有所不同：其中，蚰龍耳宣爐、三足壓經爐、沖耳爐與橋耳爐年代約為清後期（十八世紀末）至日治時代（二十世紀前半）為主；圈足壓經爐、獅首耳爐、戟耳爐與無耳香爐則盛行於二十世紀後半（1950年代以後），其中，某些圈足壓經爐還可上溯至日治時代後期；至於朝冠耳與雲氣耳爐則以二十世紀初至前半的日人統治時期為主。上述的宣爐形式與其年代範圍，不排除隨著調查資料的累積，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在宣德爐款識部份，目前臺灣田調所見的資料以楷體之三行六字長方形之「大明宣德年製」為主；其它如「宣德年製」篆款、「家藏珍寶」與「玉堂清玩」、「大明洪武六年仲春工部尚書董直鑑鑄」十六字方款，則僅見孤例。若和傳世品所見的一字款（宣）、二字款（宣德）、三字款（宣德年）、四字款（宣德年製）、六字款（大明宣德年製）、八字款（宣德五年吳邦佐造）、十字款（工部尚書敕賜鑪宣德製）、十二字款（宣德三年五年敕賜勛名之鼎）以及十六字款（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造），或其它私家鑄款（如琴書侶、仲師記、清玩……等）的多樣，[71]台灣宣德爐款識樣式頗為一致。若和瓷器上以豎寫或橫寫單行款識、並書寫於器身的情形來看，宣德銅爐的款識幾乎都鑄於器底，估計若是將款銘鑄於器身一側，可能考量到會破壞器表美感、影響盤玩。
叁、臺灣廟宇所見宣德爐產地與歷史影像探討
一、 臺灣本土金屬製造業發展概況
距今二千年前臺灣開始使用金屬器，但材質以鐵器為主。台北八里十三行文化考古出土鐵渣達二公噸，說明鐵器係當地冶煉、製作，也發現有鐵器達四百件以上，顯示十三行遺址曾聚集許多鐵匠。[72]上述證據說明臺灣極早即有自行生產鐵器的能力。除了鐵器之外，年代距今約1420+50~1240+40年的臺東舊香蘭遺址，屬臺灣鐵器時代三和文化，也發現有少量青銅器；[73]而同樣在臺東金峰多良遺址也發現有移似銅錢的鑄模，其年代約距今1300年。[74]但整體來說，銅器遺物的種類、數量，遠不及鐵器。
根據盧泰康研究，荷據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曾輸入日本棹銅，再轉運到印度、西亞；進入明鄭時代以後，明鄭政權仍持續轉販日本銅，除了轉售給英東印度公司外，可能也作為其鑄幣和製造槍炮之原料。[75]清初臺灣經濟雖然停頓，但也自日本輸入銅料，並曾於1680年至1692年鑄有「臺」字之康熙通寶，其鑄造地點推測可能是臺南。[76]從盧氏研究可知，臺灣在漢人遷臺初期，不排除臺灣本地有小規模的小型金屬器生產條件。但整體來說，清初民間用具如鐵質農具、鐵鍋主要仍從大陸地區進口。自清中期以後，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鐵器鑄造業逐漸發展起來。[77]連橫在《臺灣通史‧鑄造》中稱臺灣清代的金屬工藝為「臺灣鑄造鐵器，前由地方官舉充，藩司給照。通臺有二十有七家，謂之『鑄戶』。」[78]其所鑄之器有鍋等容器類，以及犁與鋤等農具，但禁鑄兵器。清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奉敕設為行省，劉銘傳任首位臺灣巡撫，為了完成臺北、新竹間的鐵路建設，創建了臺北機械局，並製造槍礮子彈和生產錢幣。[79]
雖然清後期臺灣的鐵器製造業已生根，但許多寺廟中清代金屬鐘上之款文，卻透露出其生產地點為大陸東南沿海。相關例子有臺北天后宮的乾隆五十七年鐵鐘（江蘇無錫）、臺南大天后宮嘉慶二十二年鐵鐘（廣東省城）、臺南文衡殿嘉慶二十二年鐘（廣東省城）、艋舺龍山寺道光九年鐘（福建泉州）、臺南北極殿道光十七年鐵鐘（江蘇姑蘇）、臺南府城隍廟道光二十八年銅鐘（福建水關）、以及鹿港龍山寺咸豐九年鐵鐘（浙江寧波）。[80]其中，廣東佛山在上述製造產地中，舉足輕重，[81]甚至還大量地外銷到東南亞地區。上述的現象說明了台灣清代後期雖已具備鑄造鐵器的能力，但估計是以農具、生活用品為主，大型鑄器仍是委託大陸沿海地區製作。
以銅為材質的臺灣現存早期宣德爐，其製造地點可能同樣來自於大陸地區。[82]臺灣知府蔣元樞所撰《重修台郡各建築圖說》，內容記載臺南孔廟一批乾隆四十一年款的銅器，「自吳選匠設局，構銅鼓鑄，備造禮樂各器，計用銅萬餘斤，運載台……」；此外，臺灣清代金屬工藝中，有打鐵師、打錫師、打銀師，但打銅師之稱呼則非常罕見，由此可推測臺灣鑄銅工業在清代並未發展起來。[83]清末、日治初期成書的《安平縣雜記》記載：「銅匠：修理並製就一切銅器及鍊成銅鼎，有臺之銅匠所不能造者，概由外邊運來。」[84]一直到日治時代，臺灣的銅器主要仍是由大陸地區製作，如臺南孔廟所見一批大正、昭和年款的銅禮器，根據《臺南聖廟考》所載，也是在中國大陸生產。[85]
日治時代後期，臺灣本地大型金屬鑄造業逐漸蓬勃，特別是位於現今台北橋下的「臺北高砂株式會社」鑄造廠，是日治時代臺灣知名的大型金屬鑄造工廠，其產品遍及臺灣北部、中部：臺北大龍侗保安宮二件大正年款的天公爐與大鐵鐘，器身顯示是由「高砂鑄造株式會社」所製作；西螺廣福宮後殿三樓天公殿前之三足鉎鐵鼎式天公爐，器身見有「昭和十三年」、背面陽刻「西螺街」、「正主事 詹福壽、副主事 廖學昆仝扣」以及「臺北高砂株式會社」等字樣。這說明起碼在日治時代後期，臺灣向大陸訂製大型金屬鑄造器的需求已降低，轉而向島內訂製。
既然臺灣在日治時代已擁有鑄造大型鐵鐘、鐵爐的技術條件，極容易就跨足到銅器鑄造業。臺中樂成宮一件有「大正乙丑年款三月立置」（1925）年款之銅爐，另一側有「台中市高砂町楊長發奉獻」，說明此件香爐係臺中信徒專門為樂成宮訂製，綜合考量其造形非大陸地區所常見，因此推測是在臺灣本地生產；此外，南投縣竹山鎮佳靈德城隍廟也有一件昭和五年（1930）的展耳銅香爐，上下款為「昭和五年夏季」、「黃萬得信仕謝」。臺南市佳里金唐殿也有一件昭和三年的銅方爐，因背面的「台南市金聯泰鑄造」字體，顯示臺南地區當時也具備鑄造銅器的能力。此外，臺灣北部的金瓜石山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開始開採銅礦，在大正三年（1914）更創下年產銅1,875公噸之記錄。[86]
縱觀上述，一方面日治時代台灣銅爐中已見大正、昭和年款，再加上日治時代前期臺灣本地擁有銅礦開採能力，因此合理推測，起碼在日治時代的大正年間，台灣應已具備銅爐的生產能力。
進一步追問的是，臺灣廟宇所見日治時代（二十世紀前葉）的宣德銅爐是否為本地所生產？從造形來看，日治時代臺中樂成宮、臺南市佳里金唐殿所見台灣製造的銅爐，其造形與寺廟中所見宣德爐中的蚰龍耳爐、壓經爐、沖耳爐等差異頗大；同時，在工藝方面，台灣傳世宣爐多以失蠟法鑄成，而雙耳、圈足係另以鑄接方式結合，器表光滑具清亮之皮色，製作難度高，和日治時代台灣本地製造器表粗糙的金屬爐具，在銅色和範鑄工藝上不可混為一談，反映出日治時代台灣雖已存在銅器鑄造業，技術上仍無法與大陸宣德銅爐的水準匹敵。換言之，臺灣在清代至日治時代之間所使用之宣德爐，理論上應該還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二、與東南亞所見宣爐年代產地對照
臺灣使用大陸東南沿海生產高檔金屬製品的現象，同樣也見於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圈。從馬來西亞所見華人銅器鑄造者、鑄造年代與地點等訊息來看，其鑄造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後半，延續至二十世紀前期；鑄造地以廣東省城、佛山為主，少數為浙江寧波所製。[87]其中，銅爐年代自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產地以粵東省城為主。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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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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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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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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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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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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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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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泰康實地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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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cca青雲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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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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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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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女李門□氏簾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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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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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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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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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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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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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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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邑高健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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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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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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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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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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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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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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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信眾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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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省城
|
林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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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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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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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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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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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四人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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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省竹欄、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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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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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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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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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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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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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礁埠信眾
|
竹欄門、小半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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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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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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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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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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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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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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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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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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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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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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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ok（曼谷）大本頭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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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首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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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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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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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玄天上帝
|
無
|
A
1.9.1
|
Bangkok龍運寺
|
銅香爐
|
1872
|
同治十一年
|
無
|
三□□□
|
無
|
A
1.16.2
|
Bangkok大峰祖師廟
|
獅首銅香爐
|
1906
|
光緒卅二年仲夏月吉旦立
|
無
|
諸佛菩薩
|
粵東省城天平街天成鑄
|
C
1.2.2
|
Ayutthaya（大城）三寶佛廟
|
鼓腹銅香爐（薄胎）
|
1948
|
戊子孟春吉旦
|
無
|
無
|
無
|
H
1.6.1
|
Narathiwat（陶公）護國宮
|
獅首銅香爐（薄胎）
|
1960
|
庚子年仲秋
|
無
|
護國宮
譚公仙□
|
無
|
H
5.1.1
|
Yala（耶拉）天仙洞
|
獅首銅香爐（薄胎）
|
1952
|
壬辰年吉立
|
無
|
檳城和發□□
|
|
H
5.13.2
|
Yala（耶拉）劉關張趙義祠
|
獅首銅香爐（薄胎）
|
1951
|
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三十日
|
劉關張趙、
|
古城皇（古城隍？）
|
檳城和發□□
|
無獨有偶地，在泰國所見華人廟宇中，也有大量的鐵鐘與銅爐：七件銅爐的實例中，清代銅爐四件，年代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前半，與馬來西亞所見銅爐的年代範圍相近。從產地來看，清代銅爐有作坊落款者僅一件，產地為粵東省城，同馬來西亞的材料。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產地有落款的二件，產地為檳城，可見銅爐生產業已經在地化。
通過華人移民東南亞所見銅爐年代範圍與產地來看，大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產地為廣東省城為主。同樣以閩、粵華人為移民主體的臺灣和東南亞，所使用器物的產銷情形，可互相借鑑，因此，臺灣所見十八世紀下半至二十世紀前半的銅宣爐，不能排除有廣東地區生產的可能性。隨著臺灣國民政府遷臺，本地銅器工業建立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銅爐，已由臺灣本地所生產。
三、日治時代資料照片所見之宣德爐
日治時代大正六年（1917）舉辦的臺中媽祖繞境活動，盛況空前，《臺灣日日新報》頻繁報導，是臺中媽祖信徒口中津津樂道的「五媽會」，後來共有七尊媽祖鑾駕參加，故又稱「七媽會」。此次盛會中，主辦者為臺中萬春宮，其它參加者有彰化南瑤宮聖母、臺中旱溪樂成宮聖母、北港朝天宮聖母、新港奉天宮聖母、鹿港天后宮聖母以及梧棲朝元宮聖母。其中，大正六年的七媽會照片中，位於臺中萬春宮媽祖前的熏爐即是「蚰龍耳」宣德爐。經調查，此一宣徳爐已佚失。
無獨有偶地，在雲林麥寮拱範宮所見日治時代資料照片中，鎮殿媽祖神像前方供桌上也見相同形式的蚰龍耳宣德爐。目前該爐已不使用，收藏於庫房內保存。此外，昭和十年臺北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重修，在一張重修所拍攝的早期資料照片可見，位於下供桌中央，即為宣德銅爐，爐耳兩側突起似獸首，應是簋式獅首銅爐。
由嘉義新港奉天宮提供一張早期明信片中，在聖壽牌與神龕的前方，亦可見到蚰龍耳宣德爐。一般來說，由於早期照片拍攝不易，因此其時機通常為重要慶典或事件，因此合理推測此一照片係廟方受贈此聖壽牌之際，即昭和三年（1928）日本昭和天皇所贈的聖壽牌之時所拍攝的照片。[90]目前此一宣德爐、包含底座皆完整保存，仍為該宮使用。
通過資料照片可知，宣德爐在日治時代是一種非常流行的銅供器，器類以蚰龍耳宣德爐和簋式獅首銅爐為主。考量田野所見帶年款之宣爐例子，如臺南大天后宮的「昭和參年夏」（1928年），以及澎湖馬公東甲北極殿壓經耳宣德爐的「大正壬戌年孟秋鑄」（1922年），可以推論，臺灣寺廟宣德爐的盛期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
這樣的推論，從明治末年在臺進行的一項經濟調查可獲得印證：臺灣當時上等社會家庭中使用的物品中，經常見有宣德爐。當時宣德爐售價頗高，每件宣爐價值十六圓，苦力全年收入四十四圓，也就是一件宣爐等同於苦力四個月的收入。[91]這樣的例子透露出，日治初期上等家庭只要經濟許可，便可購買宣爐作為私用祭器，間接反映出宣爐盛行於臺灣寺廟與殷實家庭的事實。
肆、異地發展－－宣德爐在臺灣廟宇中的文化意涵
一、 廟堂供器或文玩？
自宣德爐問世後，由於其極高的藝術性，因此收藏者愈眾，帶動了銅爐的使用風潮。其簡潔的外形，配上黃銅與其它合金所形成的特殊色澤，形成了和商周時期以青銅禮容器為主所不同的第二波銅器的黃金時代。從功能上來看，宣德爐部份外形雖遙追商周古彝，但它既非用以祭祀祖先，亦非擔剛著政權道統的國家重器。以《宣德彝器圖譜》中的「倣古周文王鼎」來說，其外形雖是商周大墓中才能看到的方鼎，卻是「十二鍊精銅鑄成，周身倣古青綠硃斑色，金銀絲片商嵌，羊脂白玉九龍頂陳香蓋座」，說明作為盛香之用的熏爐，在明代晚期，甚至成為文人富商賞玩的追逐對象。
王鴻泰對明代賞玩文化的研究發現，明代中期以後，古玩已成為社會上引人注目的「奇貨」，而賞玩文化早已成為普遍流行於社會。當時的學者雖曾企圖端正此一風俗，然明代中晚期以後的盛行的賞玩文化，已從文人意趣轉向了世俗化發展，終究力有未逮。甚至，具世俗性的文人還主導整個古玩市場的運作，使原來具雅之意味的骨董，走出菁英文人圈，成為世俗權貴徵求的商品。[92]至宣德爐興盛的明代晚期，社會普遍將骨董視為一種文化表徵，一如王鴻泰所形容：「隨著權力不斷聚散，骨董流動性愈頻繁，骨董市場趨活絡，骨董的賞鑑藝能成為顯學，在市場中發揮作用。」[93]在這樣的市場中，宣德爐自然也成為眾人焦點，如明浙江的沈德符（1578-1642）在其《萬曆野獲編》中所云：
從造形而言，明代以後的宣爐外形，係取自三代青銅彝器中鼎、鬲、簋等造形，這種復古與鑒古的風潮，是中國歷代藝術表現中一項不斷反覆回歸的表現主題。巫鴻指出，中國從三代的祖先崇拜中就已建立復古模式，如周代廟制、器物與圖像不斷地向祖先回歸，特別是器物中「反古複始」的實踐，透過禮儀、表演與回憶，通過將古典的形式重塑為當代的藝術形式。[95]經翻新再生的古典風格，被重新定義為「仿古」，並在它們改頭換面後，出現在新的視覺環境中，與其它類型的當代風格器物形成對照。因此，宣德爐重複出現的高古銅器之造形，除了因這些承載著三代青銅禮容器的外形所具有的「歷史記憶」，它卻是在一種新的收藏語境中被重新賦形，具有一種可親近的「師古」之下的復興，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秘彝器。在《宣德彝器圖譜》所說的「皇明一朝偉器，且鼎彝雖小，所費甚巨，幾于金玉同價，金玉恒有，而宣銅彝器傳世頗稀。」[96]顯示出宣德爐價值雖凌駕於金玉之上，卻也是一種文人、商賈的追求之物。
商周彝器原本器面上具神秘性質的獸面紋或動物紋，在宣德爐上則被一種帶有「仿古銅銹」實則曖曖內含金銀光澤的新審美觀所取代；而原來作為敬祖禮天的「神器」造形，穿戴於宣爐身上，卻被輕輕地卸下如此沉重的角色，反而以小巧而精緻之尺寸、圓潤的輪廓，讓其收藏者更容易親近與把玩。在明末已成形的收藏風氣中，宣德爐透過其爐耳造形、爐身線條、爐足樣式、器底款識、器身皮色等條件，被重新整理、歸類、系統化，彷彿是一種等待被愛的對象，也如同一種商品期待識貨者購回。一直到當代，宣德爐完全淪為一種可被量化的收藏珍玩。這種收藏心態，在當代宣爐收藏家的論述中可窺一二：
今人在搜羅鑪具時，並不重視它的實用價值，而專務於賞玩品味之用，因此，諸如棗紅 色、豬肝紅、甘蔗紅、海棠紅等紅色系的鑪款，置於廟堂清供，凝重中帶點活潑、肅穆中隱帶輕鬆；用於把玩品賞擺設之用，則又顯得鮮驗貴氣，喜氣重重，故成為時下的風尚。[97]
西方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曾指出，人類的收藏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性慾發展危機階段的補償，「物」是其愛慕的對象，那是一種近於心理退化的行為，透過收藏而使得個人「昇華」（sublime）。「物」在個人的收藏遊戲中如同完美的寵物，可以真正和平地與主體共存，而不同物品間的差異不會使它們像生命體一般的彼此對抗，反而是全部溫馴地向「我」集中。[98]筆者不擬強調布希亞理論中有關戀物與性慾的連結，但明代以降所形成的宣爐收藏風潮，頗為貼近其所描述的現代社會中主體與物之間的關係：收藏者將各式宣爐系統性的分類、保存與撫摸，如同寵物一般地被禁閉起來，以便利其個人享用。是故，宣德爐雖具彝器外貌，卻已遠非商周鼎彝在殿堂儀式中所營造的神祕而不可親近性。它的皮膚光澤，它的曲線，比起它是否能與神溝通，更為重要。
和明清以降的收藏脈絡中，被個人蒐集的宣爐角色所不同的是，在臺灣寺廟中所見的宣爐，並非個人獨有，它開放給信徒。因此，其目的不單是作為被獨享、被其他人所嫉妒的對象。誠如〈臺南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年代與形制源流考〉一文指出，臺灣廟宇中所見的宣德爐，與絡繹不絕前往廟中祈願的信徒日常信仰活動更緊密結合。在每次焚香燃金紙的過程中，信徒目光所見盡是在日常祭祀活動中與其生活盤根錯節，糾結一起，不斷薰煙的宣爐，而這些香爐皮色並非信徒所關注的。其造形雖來自曾承載著高度政治性與宗教性的商周青銅器，但後者早已成為遙遠而褪色的模糊記憶，甚至是不復記憶。[99]
對臺灣先民來說，取形自宣德爐的金屬爐具所代表的與其說是對往昔歷史性的追憶，更像是一種透過物質文化來連繫漢族原鄉的意圖，甚至去追溯遙遠祖先的意味。特別是其爐底款識的「大明宣德年製」款，在稍晚的時候則被挪用為先民渡海來臺作為一種關於「祖先」與「古代」的神話。
二、 現代社會中的宣德爐與其「歷史神話」
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 1915-1980）在其成名之作《神話學》（Mythologies, 1957）一書中指出，每個我們認為「理所當然」（ce qui va de soi）的現實中，無疑地是由歷史所決定的現實。他要鎖定並發掘出潛伏在這些看似「自然法則」背後的意識形態的濫用。他說，「神話是一種語言」（le mythe est un langue），重要的不是去指出每次語言的表面意義，他要做的正是去「解神話」（démystification）。[100]沿此邏輯，台灣寺廟中對於其所擁有的宣德爐年代的宣傳，如「惟以大明宣德年間所製之青銅香爐為憑，益信其來有自」之說，其實正是一種已被「神話化」下的論述。一種脫離原來宣德爐功能脈絡，被拿來「再符號化」的過程；它們脫離了原生的符號系統，重新被賦予另一套歷史神話。
誠如前文所引，不論是「另邃古傳下一只銅製燻爐，年代遠溯至大明年間，彌其珍貴」，還是「香爐底，竟有（大明宣德年製）之鑄烙印。…距今已歷五百七十二年，本宮當視如至寶加以典藏」等說法，其背後的意識型態所反映的，宣爐的真正年代或歷史為何並不重要，反而是它們能否作為一種與「祖先」神話和「歷史」神話連結的證據，是更廟方被關切的。正是在這種刻意被營造的歷史神話中，會出現像「大明洪武六年仲春工部尚書董直鑑鑄」這種年款的文物，也就不令人意外。
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文物歷史原本就陌生；同時，文物上的年款也常被拿來作為年代判斷的直接證據，因此它們被視為明代前期文物，其來有自。[101]但是，從整個中國器物發展史可知，年款本身並不等於年代，它常是某種「成規」（convention）的「再現」（representation）。以明代瓷器上的年款為例，它們常是清代甚或民國以後瓷器所模仿的對象，而宣德年製之銅爐，其造形與年款成規比起其它器類更為強大，亦是後世工匠不斷傳抄、複製的一種典範。從本文的研究來看，臺灣宣德爐年代應不早於十八世紀，而其流行年代則為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半，當然不可能有宣德年間的銅薰爐。
原始功能作為薰具的台灣寺廟宣德爐，其器底所鑄的「大明宣德年製」，自明清一直到民國以後，已成為製作薰爐的一種慣例。隨著有形文化遺產在臺灣日漸受到重視的同時，廟方也逐漸意識到廟內文物可發揮寺廟有形文化資產的加分作用，因此轉而重視並重新檢視廟內具有歷史價值之物。於是，有年款之物自然更易於讓廟方重塑歷史，成為明確物證，形構一套歷史與祖先神話。宣德爐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自然容易成為廟方證明其歷史久遠的證據，甚而讓寺廟歷史論述往回溯至五百多年前，既無視於臺灣本身漢人開發史進程，更無視於文物本身的歷史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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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翻譯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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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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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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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國立故宮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故宮歷代香具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年）；宋康年，〈鼎鬲式爐具溯源及其鑒定〉，《收藏界》（2005年第11期），頁79-81；馬鴻彬，〈越南阮朝維新時代三足銅爐具〉，《收藏界》（2008年第2期），頁96；林小娟，〈博山爐考〉，《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頁65-67；牛宏成，〈新發現的唐府爐具〉，《東南文化》總190期（2006年第2期），頁72-73；王向陽，〈煙氣氤氳人神共用漫話瓷爐具〉《收藏家》（2008年第10期），頁80-84。希睿、鐘丹、蔣小蘭，〈論宋代陶瓷熏爐具的審美特徵〉，《陶瓷研究》（2009年第4期），頁63-64；陳克非，〈「家藏珍寶」銅爐具賞析〉，《收藏界》（2009年第10期）；劉煜輝，〈說不盡的明宣德爐〉，《中國經貿》（2009年第2期），頁92-95。
[18] Rose
Kerr,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in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0）.
[30]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彰化文化資產與在地研究》（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1年11月），頁31-63；李建緯，〈臺南市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年代與形制源流考〉，彭文宇主編，《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頁202-216。
[31] Rose Kerr, “Vessel Forms:
Censers, Jue and vases,” pp.36-37.
[40] 陸鵬亮指出，宣德年間香爐的造型可能以大型朝冠耳鼎式爐，以及直腹弦紋筒形爐二類為主。至於沖天耳乳爐、蚰龍耳爐、獸面耳爐、魚耳爐之形制，則應是晚明出現之器型。陸鵬亮，〈宣爐辨疑〉，頁70-74。
[41] 黃翠梅（計畫主持人），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協同主持人），《臺南市國定（第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結案報告》（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11年7月），頁70。
[73]李坤修，〈臺東舊香蘭遺址的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的發現〉，《臺東文獻》第12期（2006年），頁15-47；李坤修，《臺東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二期計畫期末報告》，（臺東：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2007年）。
[74]中央社記者盧太城，〈臺灣第一枚錢幣：多良遺址出土中原錢幣鑄模〉，《大紀年電子報》（2007年1月15日報導），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7/1/15/n1590681.htm，2013年8月18日點閱。
[79]臺灣大百科全書電子版，見「機械局第五號倉庫」一條，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2013年9月27日點閱；吳敘禎，〈臺灣日治時代近代建築門窗五金之初探〉，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頁2-2。
[83]根據日人在日治時代初期（1901-1909年）的調查，臺灣的臺南、打狗、安平、大稻埕…等共23座城，共計6,509家店舖中，僅於大稻埕登記有一家「打銅店」，數量僅占萬分之1.5。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三卷，（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頁392-420。
[90]見《臺灣日日新報》之昭和3年11月10日、11月27日、11月22日、12月17日之報導；另見王見川，〈略論日據時期的東海宜誠及其在臺之佛教事業〉，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宗教與文化》（臺北：博揚文化公司，1999年11月），頁73-81。
[101]例如在冀寧道人、郭瑞雲編著的《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中，將府城所見器底有宣德年款的銅爐24件，全部稱為「明宣德年製，西元1435年以前，迄今中華民國76年，已歷552年。」見冀寧道人、郭瑞雲編著的《府城道教廟宇文物集》，頁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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