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思想界被視為難以超越的高峰-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自幼便已展現超越同儕的天份,中學階段時便已精通法文、拉丁文、德文、希臘文。他於1946年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自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古典時代的瘋顛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年出版)便已奠定了將來的研究領域方向。
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
其它的重要著作有《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The Birth of the Clinic)、《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 humaines, 1966; The Order of Thing-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1970)、《知識考古學》(法文: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英文: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論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規訓與懲戒》(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性意識史》(l’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976, 1984; History of Sexuality,原預計出六卷,後來只出三卷)……等。在他去世之前,曾提到要寫一本《自我技術》,可惜未能如願完成。透過傅科的著作,大致上可以整理出他的思想脈絡:
傅科早期主要在關切的是邊緣人,如瘋子、病人、犯人、學生,1984年去世,據說是因為他本人嘗試同性戀行為而感染愛滋病去世。對他來說,他始終避免與充滿權力論述的知識體系合流,故他自稱是個懷疑論者。他一生的學術目標集中在三個問題:一、真理的問題(知識建構);二、權力的問題(政治學);三、個人行為的問題(道德倫理學),也就是作為「自身」的人如何變成知識(savoir)、權力(pouvoir)以及責任(devoir)三者的構成主體。
晚期的傅科關注更加地轉移到自我的問題--對他而言,哲學已非某種學說或理論體系,而是轉化主體的各種規則與方式,是如何生活的問題。
第二節 學說內容
(一) 知識的系譜
整體來說,傅科所使用的術語即是他的研究方法。
傅科所使用的Archaeology一詞,原本指的是「考古學」,也就是以科學的態度與技術(如層位學、類型學)去勘察人類早期遺存的方法;而廖柄惠譯之為「知識考掘學」, 高宣揚則譯為「知識考古學」。傅科使用「考古學」這個字並不是指說他要探求事物源頭,而是考察「論述構成」(formations discursives)的歷史條件(formation historique)。表面上分佈在不同領域的各種話語看似互不關連,但進一步研究同一時代的各種領域組成的話語將會發現,背後皆共同地受制於其時代內對世界和生成方式的特定認知模式所支配。
他這種分析方法在於解讀作為話語形式的每個時代知識(savoir)的形式,以揭示控制這特定時代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特定規則。
根據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的解釋,傅科的考古學方法指的是把關鍵假設、認識與建立真相的方法,當作是疑旨來探討。比方說,「瘋顛」或「裝病」的觀念和討論方式如何被形成與流行。當他在追溯或發現某個概念形成的「檔案」(archive)中,同時也發現某個知識領域特有的陳述「論述實踐」所賴以集結和修正的規則。這些論述是在何種知識年代或環境下構成特定學科,並被接受為一種知識。
中世紀的女巫被視為異於常人 |
系譜學對歷史的反判:此外,傅科還使用來自於尼采「系譜學」(Genealogy)一詞(廖柄惠譯為「知識衍生學」、高宣揚稱之為「道德譜系學」), 其原義本是尋根意義上的家譜或世系的安排,而傅科用它來指稱在「發生」(naissance)層次上探索「非話語構成的可能條件」(formation non-discursives)。傳統的歷史觀是連續的、有目的、有進展的、有規律的演化過程;然而,對傅科而言,歷史不過是傳統歷史學家和統治者以檔案的形式,按特定順序排列的事件總和──這些檔案都已經過篩選,都被合法化了。因此,傅科的「譜系學」的乃關注那些局部的、不連續的、被取消的、非法的知識,其目的是摧毀這些靠傳統語言結構和論述形式而建構的檔案或歷史。他的方法是使這些歷史檔案成為問題或使之問題化(problématisation),讓那些歷史中破裂、不連續的部份浮出水面。
另外,傅科常使用Épistemés一詞,有人譯成「認知範式」、「認識法」、「知識範式」或「知識型」,其定義是指「制約著一個時代和認識方式的那些結構,它是一個時代知識和話語之所以存在的『歷史先在性』」。學者指出,傅科這種由「時代認知模式」和生活世界的指涉於事件的話語活動,乃形成每一個時代的知識系統和知識氛圍。這個知識系統和氛圍的共同基礎所存在的話語就是「知識型」。 這個詞的概念近似「時代精神」或是「世界觀」,而「認知範式」是通過「檔案」來確定的。在此的「檔案」就是構成那些陳述及其變化的「一般系統」。傅科的épistemés就是藉以獨斷的決定:什麼算是知識與真理,而什麼不算是的某種方式。他揭露在歷史上一直被壓制與不為人察覺的那些底層。各社會藉由這些而獲致各自的認同。 更明確地說,傅科認為知識體系與知識氛圍共同基礎所存在的詞語,其背後都受制於其時代內在對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某個特定認知模式而支配,並由「時代的認知模式」和生活世界的「指涉於事件」之話語活動形成每一個時代的知識,故稱之為「知識型」。
此外,傅科也經常使用「部署」(dispositif)一詞。對他來說,機制也就是論述、命題、體制、法律和科學陳述等一系列異質範疇的整體合成與體現,亦即是把各種異質思想的遊戲搜羅在一起的保證性網絡(réseau d’assurance)。它是特定歷史時刻的產物,與統治策略的功能一致。
(二) 詞與物:歐洲知識發展的系譜
傅科在《詞與物》一書中,試圖描繪出歐洲文化發展的知識型。他發現西方文化知識型存在兩個巨大的間斷,第一個開創了西方的古典時代,第二個則發生於19世紀初,開啟了至今仍未結束的現代性:
A.文藝復興時代晚期(1550-1650 AD)
文藝復興時代世界被認知的方式是試圖去解讀所有事物中可見的表現,以揭示它們與其它東西近似,其中存在四個類別的相似:適合、仿效、類推與交感的形式之中。類似性整合並建構文藝復興世界,清楚地表述了每一個物體詞語的存在。傅科以委拉斯奎茲(Diego Velazquez, 1599 ~ 1660)的作品《宮中侍女》一畫說明此種知識型。
委拉斯奎茲(Diego Velazquez, 1599 ~ 1660)作品《宮中侍女》 |
他指出,16-17世紀早期語言深深地暗合在排鄧是物的相似性與記號之中:「人們為了認識大自然而打開、鑽研和閱讀書本中重大的隱喻,只是另一個傳遞的相反、可見的一面,而且是更為深刻的一面。它迫使語言存在於世上,存在於植物、草木、石頭和動物之間。」(Foucault, 1970:35)不同的物體之間有張涵蓋一切的相似性網路,而在物的微觀世界中,它們之所以能被解讀是因為文化與自然裡內含的符號都能以同樣的方式讀解。換言之,此時期的知識是透過相似性哲學而獲得解釋。但是這種理解模式只能生產出相同的知識。
B.古典時期(1650-1790 AD)
17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累積知識的方法產生異變。語言從相似性的世界變成表達的顯見載體。古典思想的根本問題是在於名和類之間的關係,亦即是如何發現某類或其命名,或是建立一個對存在的連續性來說顯而易見的符號體系。傅科認為古典時代的知識型是去確立具普遍性的語法或理想的語言,以導出一種普世的語法,並暗示語法應盡可能直接反映物體,而理解是由有序表達構成的。
古典時代的知識型為其所建立的體系提供了一種語言。通過這種語言,每一物種在身份網絡中都得到表達;通過可見特徵,每一物種均獲得了它們的位置與名稱,同時和其它相似的物種區別出來。物體身份是根據自然科學的具體標準去畫分出一個秩序,並透過逐級差異以確定它們的身份。
C.現代時期(1790-1900 AD)
現代知識的出現與「勞動」、「生命」和「語言」的「新經驗主義」的發展有關。「勞動」不再是抽象的等價物,而是作為生產性過程,是所有價值的來源;生命方面,生物學圍繞著有關生命過程,有機結構和功能的考察;「語言」則作為被研究的對象本身加以考察,再也不是表達的明確中介。所有這些話語連結在一起是關於「人」的描繪--人既是知識對象,也是認識的主體:「他是一個活的存在、一個生產工具,一個詞的工具,這個詞先於他而存在。」在現代性知識型中,人類認識到他可以通過自我監督,主體成為自我主體化過程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說,人認識到它有限的本性,並通過那些他自己限定的經驗領域研究世界,取代上帝變成統治之王,也因此讓自然變得更能被理解。
(三) 權力與論述
A.論述與權力的關係
傅科將論述(le discours)看成是一種事件(event)。他說:「必須將論述視為是一種事件,看作是政治事件:通過這些政治事件運載著政權,並由政權控制著論述本身。」傅科對話語的批判表現在兩個方面:
對認識論批判 就是通過對論述和權力關係的分析,揭示構成特定時代話語規則的內在結構,以及這個結構與權力的聯繫。
對歷史批判 他把這種分析系統運用於歷史的批判,通過對不同時期論述(話語)不連續的斷裂分析,來揭示知識的結構和實踐的策略。
簡單地說,傅科認為論述的分析需從五個方面考量:「誰」在說話、對「誰」說話、在「什麼」情形下說話、說「什麼」事(內容)、「如何」說(風格)等五個因素。 以中世紀的傳教士為例,由於當時聖經是以拉丁文撰寫,因此,熟悉拉丁文的修士也就成為代言上帝、解釋聖經的地上唯一合法人。他們往往透過這種關係,而掌握一定的權力(pouvoir;power)。
他表示,正因為社會對論述的控制,使得論述本身不再是單純的語言因素,它變成了整個話語運作過程中,各種現實社會力量的角力與協調之總和。它本身就是力的關係網。微觀地說,論述者為了表達或達到某種目的,在其論述運作過程中,充滿著權力的比試與拉扯:當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意義時,其實也就是接受者承認了言說者論述權力的正當性。
若進一步發揮傅科的觀念,我們甚至可能指出藝術評論者或藝術史家將不同論述層次(或作品與論述)之間,經常擔任了將不同文本縫隙抹平的任務;如此他就變相地成為其所身處的主導文化中強大文本威力的代言人:因為不同文本中隱藏著不同的論述層次,其間自有不相銜接或矛盾之處,而評論者卻以其支配性語言去排除任何衝突與矛盾。因此,每當文本中的矛盾浮現時,主導文化便隱喻地將之排列至同質的文本互涉網路中。
B.知識作為一種權力工具
在現代主義之前,人們常說「知識即權力」(knowledge is power);但是傅科把這樣的邏輯關係顛倒過來,他認為:「權力即知識」(power is knowledge),有權力的人說的話便是知識。對他來說,知識從未是一種中立的(knowledge is never neutral)。
在傅科的角度中,有權力才有知識,而非有知識才有權力 |
傅科在《監視與懲罰》一書中,力圖把權力機制和兩個參考點或界限聯繫起來:一方面是為權力提供一個形式範圍的正確規範;另一面則是真理效果,它既是權力生產出來並加以傳播的,反過來又再生產權力。
於是,權力、正確和真理的三角關係便產生了。他說:
「權力」與「知識」彼此直接地相互隱含;沒有相關知識領域的建構就沒有權力各種關係,而且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假定和建構了權力關係。對「知識」「權力」之各種關係的分析不應該以與權力相關或不相關的知識主題為依據,而相反地應考慮到認知主體、認知客體以及知識的各種形態,都是「知識」「權力」根本相互隱含,和其歷史轉換的各種結果。
傅科關注的並非抽象而既定的權力概念,他要揭示的是權力在行動中的運作規則。對於權力話語關係的考察,傅科採用了兩個稍有區別的角度:
◎ 批判的視野
「批判」是馬克思與新馬克思主義常用的否定性概念,在傅科的分析中,批判主要是區分各種排斥、限制和徵用的形式,並說明這些形式是如何構成的、它需要什麼、如何變化和替代、會生產出何種限制等。也就是弄清話語系統的組織、排斥和使之稀少的原則。
◎系譜學的視野
系譜學所考察的是三個原則,即一系列的話語是如何通過限制系統的支持而形成的;每個系列的特殊規範是什麼;以及這些話語發展變化的條件是什麼。
C.消失於權力的主體
傅科曾說,如果權力是在精密複雜的機器相似的系統中運作的話,那麼在整個系統(脈絡)中起作用是人的「位置」,而不是他的本質。人在權力位置關係中,沒有自主性。他受限於其權力地位。因此,我們常說「換一個位置就換一顆腦袋」,倒不是這個人真的換了一顆腦袋,而是其主體性(自主性)消融於其位置所隱含的權力中。使得其無法暢所欲言,為所欲為了。
在傅科角度,個體在權力網絡中一方面是權力控制的對象,另一方面又是權力傳播和擴展的載體。在這樣的概念中,主體和語言的關係為何?他認為,構成話語意義的絕非主體,主體本身乃是由語言所確立的。人和社會一樣,他只是語言的產物而非發明者。
(四)以異化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以《論瘋癲》、《規訓與懲戒》為例
在過去,瘋癲者、偷竊狂、流浪漢、性倒錯、反常者、罪犯、違規者……等的記載或歷史,總是帶有統治者對弱勢者進行批判與異化的色彩,因此,監獄、精神病(醫)院、監獄、軍營等,不是對弱者的保護場所,反而是控(宰)制與醜化邊緣者的地方。社會上到處遍佈著鞏固統治者權力與地位的空間。因此,傅科告誡我們,假想一個「異已」(an “other”)是鞏固收編任何一個文化體所不可或缺的控制手段。
Bosch-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tryptich, right panel-detail 在Bosch作品中描繪了許多愚蠢、瘋狂的形象 |
有鑑於此,傅科在《論瘋癲》一書中,以他的「知識考古學」方法,證明了「瘋癲」此一概念本身是由於「理性」概念的出現而歷史性地產生的,原因是理性此一概念需要一個被排斥或邊緣化的對象來肯定其自身的中心地位。現代精神治療制度以「正常」/「異常」來區分社會人群,並把「反常」的瘋癲者放逐到社會邊緣。原本正常的人被迫害成異常的「精神病患」,正是由於這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文化體系。我們可以得知,傅科從分析現代精神治療制度、以及宣稱自身合法性的現代精神治療論述體系著手,披露了現代社會與文化奧秘的關鍵。 我們看到,傅科從邊緣去看社會的形成,透過它者的命名與分類,來為已者存在的理由合理化。
Goya-The Sleep of Reason |
傅柯在《規訓與懲戒》一書中,將18、19世紀社會加諸於身體的權力,以斷裂的模式進行區分。他將權力與身體分成王權與規訓權力兩種方式:一種是王權,一種是規訓的權力。兩種不同的身體控制模式,其發生轉變最重要原因在於「現代性」概念中追求效率有產生最高經濟力的思想有觀。
新增說明文字 |
他分析了邊沁(Bentham, 1748-1832)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指出「觀看」本身蘊含的權力運作問題:
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
在這種安排的觀看網絡中,可見性是向心的,被觀看者朝向觀看者,而被觀看者彼此不能互看,亦見不到觀看者,不可見性成為系統秩序的保障,而可見性卻成為權力基礎。而且全景敞視建築將被觀察者分成一格一格的,使觀察者便於透過視覺進行觀察與分析與實驗,如同一被有效控制的實驗室,並從中獲取知識。若就這種觀看模式分析,傅科的觀看不是一種生理機能上的看的行為,因而非平均分配到每個人之上,而是權力愈大者、在整個機制中位置愈高者,其觀看機器愈多樣,他人對他來說的可見性愈高,但他自身卻是愈不可見的(opaque)--這是一種不平衡的觀看。從傅科對觀看與權力(知識)、可見性(透明)與不可見(不透明)的分析中,可以找到西方視覺文化分析「視覺性」中所隱含的政治性與權力問題之思想源頭。
(五)自我技術
傅柯晚期轉向對「現代主體的系譜學」的關切。為何傅柯要從性出發?事實上「自我關照」或「自我焦慮」(le source de soi)來自於性,當「自我關照」產生了,也就是「自我技術」(le technique du soi)誕生的時候。
他在《性經驗史》中談到,現代的身體一方面愈來愈個人化,愈來愈自由,但實際上卻又愈來愈社會化,愈來愈和政府的統治、和科技的理性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性雖然是生物性的,但它仍受制於權力。 傅柯發現到過去對性的壓抑,衍生而來的卻生產出更多的性的話語。我們過去認為性是播壓抑的觀念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性透過言語的管理而得以被馴化、被功能化:
性不再是僅僅是懲罰或者寬容的對象,而是管理的對象,要把它置於有用性的體系中,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規範它,讓它在最佳狀態之中發揮作用。
因此,他關切的不是人在性壓抑中如何獲得性的解放,而是一種自我身體經驗與自我關係的形塑問題。他表示:「我不是把自己放在性意識經驗的構成中,而是嘗試分析肉體經驗中某種針對自我的關係模式的構成。」他的轉變也見於他的描述:
我可能太多強調了…統治技術…各種其它技術…那些允許個體實現對他們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行為施加一些操作技術,這在某種程度上以便於改造、修飾他們自幾,或是在某種完美、幸福、純潔超自然的力量狀態下去行動。
傅柯將他的關注從過去的論述、個體與權力的關係,轉向了自我是如何形構自我風格的,即對「自我技術」的關切。他指出,通過那些反思和自願的行動,人們不僅能改造各種行為準則,而且還試圖自我轉化,改變自己獨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種具有審美道德和反映某些風格標準的作品。但是,當這些生存藝術和自我技術和早期基督教一起被整合到一種宗教規範的權力運作之中,以後又被整合到教育的、醫學的或心理學的實踐之中時,它們就都喪失了一部份自身的重要性和自主性。
第三節 結語:傅科對權力分析的貢獻
整體來說,透過對話語解構式的分析,傅科旨在消解傳統對於科學真理和理性的看法。其目標是要摧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制約西方思想界的「理性崇拜」(logopholia),揭穿科學真理和理性的神話,把深蘊在其中的權力作用機制公開。他提出要以「顛倒原則」、「斷裂原則」、「特殊性原則」來實施對權力話語的顛覆。另一方面,傅科也向我們展現了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人在其間,並無自由,也失去了一種「能動性」 (Agency),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傅科的歷史傾向於沒有任何積極的主體。這種歷史,遂移除了能動性。」
在言語與權力關係的問題上,布魯克認為傅科對於知識與論述,以及知識與權力間關係的理解,既非後結構主義對於文本性的強調,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觀念,反而接近觀念史的傳統哲學探討。傅科所理解的觀念史是指某個時代特有的、被廣泛接受的論述。
對於傅科理論中很大一部份關於身體的說法,安東尼‧紀登斯(Antony Giddens)說:
傅科對規訓權力起源的各種討論表明他一直關注時間和空間的分佈問題,規訓權力的焦點是對身體的操控,而身體被看成基本上可以進行精密調整的機器。
他指出傅科透過幾種空間與身體的模式加以說明:一是禁閉;二是分隔;三是專門位置。這幾種空間控制的方式,目的在於避免上下不同位階一些不期而遇所導致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然而,紀登斯認為傅科談到的身體是沒有臉面的--在工作場所的監視環境中,規訓包括了大量的面部操縱,涉及到對控制策略的精心運用,而這些策略多少都得由在場的行動者精心協作方能完成。
另一方面,學者也指出傅科理論不完善之處,例如:他對權力的界說過於廣泛,無邊無際,也因此會有對「權力」定義不清的問題;其二、他的理論具有片面性:其考古學研究過於強調話語而忽略體制和實踐的分析;其三、譜系學研究過於強調支配而忽略抵制和自我塑造;以及他在非理性主義和反人本主義方面,最為人所詬病。 但總的來說,傅科研究西方社會並非要建構一個系統化的理論,而是去解剖西方社會,特別是近代西方社會形成的奧秘,以探究在其形成過成中,個人主體化與整個法制化社會的協調,究竟是透過何種運作機制、何種策略與手段完成的。傳統人文學科的方法與觀點,對傅科來說並不足夠。他以特有的傅科式觀察與分析方法,將西方社會問題,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參考資料】
一、中文書籍
方生
2002 〈傅科:知識‧權力‧責任〉,《後結構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頁112-187。
周憲
1997 《20世紀西方美學》,南京大學出版社,頁394--426。
汪民安
2002 《福柯的界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歐崇敬
1999 〈審思「知識型」的考古視野及其文化思維〉,《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台北:揚智文化,頁121-133。
二、翻譯書籍
Foucault, Michel
2001 《詞與物》,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
Sean Hides
2008 〈物質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譜〉,孟悅、羅綱主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18-234。
二、外文書籍
Foucault, Michel
1963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y de France.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 humaine, Paris: Gallimard.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Dallinard.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M. Sheridan Smith, N.Y.: Harper and Row.
1977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Knowledge,”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and Practice: Selective Essays and Interviews ,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超棒的整理,請問會發表在期刊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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