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研究
文載於《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15期,2014年10月,頁1-20。
文中圖版已刪去,欲見圖版,請查閱原文
論文摘要
臺中市南屯區萬和宮所在的「犁頭店街」,在康熙末至雍正時期始有漢人開墾,一般認為該廟建於雍正年間。根據調查,萬和宮與文物館所見各式香爐約十餘件,其中,陳列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一件鉎鐵爐,器形獨特,為盤口圓筒三足,爐身一周八卦文。爐口鑄有「萬和宮觀音佛祖」、「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與「犁頭店街眾弟子仝置」等字體。從年款來看,得知為當地民眾捐貲鑄造。本文透過萬和宮的歷史沿革、爐具的形制演變,以及其它傳世的實物證據,說明該類香爐的功能應為焚燒疏文、符令、感謝狀與金紙之盛器,其產地可能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
關鍵字:萬和宮、鉎鐵、金爐、八卦紋、犁頭店街
一、 研究動機:釐清鉎鐵金爐之功能與圖像意涵
位於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51號的萬和宮,具有悠久歷史,是南屯區的信仰中心。廟內以及旁邊香客大樓四樓的萬和宮文物館內,所見早期香爐十餘件,其材質有鐵、銅、錫、木、瓷、陶等,反映該宮香火鼎盛。其中,置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八卦文鉎鐵爐,和一般供桌上所見方形或圓形爐造形迥異,具有強烈特點,值得深入討論。
犁頭店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現藏於萬和宮文物館
有關該件爐具的認識,《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1998)曾記錄其收藏位置(萬和宮文物館)、年款(道光十五年瓜月穀旦)、贊助人(犁頭店街眾弟子)與使用對象(觀音佛祖)等訊息;[1]而《臺中市萬和宮志》(2004)也點出該爐的工藝(鑄造)、年代與贊助人與供奉對象。[2]值得深思的是,同一件器物,二文名稱卻有「金爐」與「香爐」之別。這種盤口、筒腹、三足之大型鉎鐵爐具,在臺灣寺廟中並不罕見,通常是一廟一件。普遍來說,器物名稱與其功能息息相關,是以這樣造形的爐稱為「香爐」,則是視為插線香用的一種爐具;反之,若稱「金爐」,則是擔任祭祀活動中用以盛燒疏文、紙錢等金屬容器。發人疑情的是,該件八卦文鉎鐵爐究竟是金爐還是香爐?
認為該類爐具作為香爐用者,以〈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2007)一文為代表。[3]該文稱淡水鄞山寺所藏的一件八卦文鐵爐為「香爐」,而其造形和爐身的八卦紋飾,明顯有別於同時代臺灣其它石或木質方形香爐(文中稱石或木質香爐為「時尚香爐」),卻與更早的宋元瓷香爐風格相近。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所反映的「復古」現象,與廟中楹聯中不斷強調宋代思想呼應。然而,該鐵爐上八卦文的巽卦重複,震卦從缺,顯示這種復古在歷史發展中又產生失誤,一方面表達出十九世紀的贊助者汀州人對於族群過去「歷史記憶」的追尋,也尚未對臺灣本土完全認同。[4]
實際上,該類爐具功能非但不是「香爐」,在臺灣清代寺廟中也是頗為流行的一種器具,未必是一種刻意選擇的「復古」造形,不全然反映閩西汀州人對宋代的歷史記憶;[5]再者,從實物來看,八卦文亦屬清代臺灣宗教文物中常見的一種題材,尤其是寺廟中的香爐。鑑此,吾人實難以從「復古」一詞來詮釋鄞山寺的八卦文鐵爐;同理可證,我們也不能將此意義,套用在萬和宮的八卦文鉎鐵爐,而視之為反映當地漢人移民的原鄉認同與歷史記憶,尤其南屯地區移民來源非常複雜。職是之故,本文將以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為例,透過傳世的圖像與實物,指出該類爐具的功能為金爐,以及其流行年代範圍與製作地點。
二、 犁頭店萬和宮歷史背景
(一) 萬和宮的創建
萬和宮位於臺中市南屯區。南屯是臺中最早開發的區域,原是巴布薩平埔族貓霧拺社的範圍,據傳鄭成功部將北路鎮撫督劉國軒曾於此駐兵。一般認為大約是在康熙末至雍正初,方有漢人進入開墾,但該地活動仍以平埔族為主。臺灣納入清版圖後,漢人移民至當地漸多,與蕃社經常發生衝突。[6]
萬和宮所在地舊稱「犁頭店街」,宮內主祀的媽祖被當地稱為「老大媽」。坊間傳說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定海總兵張國渡海以平定大肚番變,為求航海平安,乃自湄洲恭請護船之神像「老大媽」護軍來臺。最初安置於犁頭店,建小祠祭拜,其後因於地方常顯聖蹟,故信眾漸增,於是當地有了建廟提議。其後,遷至萬和宮的現址建廟。[7]
然而,根據《第三級古蹟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以下簡稱《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研究,該段說法與史實存在矛盾。[8]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濁水溪以北鮮有漢人,例如郁永河在《裨海遊記‧卷中》提到,經半線社「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晰妍好者。」過啞束社,至大肚社等處,則是「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因此而有「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9]之嘆。由此可知,當時濁水溪以北的平埔族仍保持原來生活,應未有番變一事。
其二,張國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方升官為定海鎮總兵。坊間傳說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張國以浙江定海總兵身分渡臺平反番變,其實當時其身份為隨施琅平臺的將領,故傳說並不符於史實。
其三,清初臺灣中部地區規模較大的民變為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之亂,當時張國已不在臺灣,因此不可能帶兵渡海平亂。因此,《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推測萬和宮老大媽來臺可能時間,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張國擔任臺灣北路參將,或是張國於康熙五十年返臺任臺協之時。[10]
另一方面,坊間相傳廟地為張國所捐,然而張國於康熙六十年(1721)辭世,距雍正四年(1726)的建廟時間已有五年。故張國捐地一事,《臺中市萬和宮志》指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其生前已捐獻廟地;二則是其子張嗣徽以父之名捐贈。[11]萬和宮築廟一事,根據大正十四年(1925)調查的《寺廟台帳‧臺中州大屯郡‧II(中)》資料,並未點出與張國有直接關係,而是由居住在犁頭店一帶的張、廖、簡、賴、黃、江、何、楊、戴、劉、陳、林等十二大姓氏為基礎,集資一萬圓興建,至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日竣工,定名「萬和宮」。雍正四年建廟之說雖缺乏直接文獻史料,不過可確定的是,犁頭店街在雍正年間便已形成漢人聚落,如乾隆六年(17)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載有:「犁頭店街,距縣治東北三十里。」可知乾隆初期犁頭店早已成街市,故不排除在更階段寺廟已存的可能性。
目前宮內三川殿懸有一面「福蔭全臺」匾,上款「雍正五年吉日置 曰代母彭門羅氏立」,下款「特授北路營管貓霧捒隆恩田 右營守備帶尋常軍功加一級記錄一次彭朝桂題」,根據《萬和宮志》考證,雍正五年(1727)應後世重修匾額時誤植,因左右營守備設於雍正十年(1732)。[12]前文有待商榷,因《彰化縣志》有載:「貓霧捒巡檢署,在犁頭店街,雍正十年建。」[13]故當時所設應為巡檢署而非左右營,且彭朝桂所署官銜為軍職,與巡檢署之文官性質不同,兩者不必然有關係。然而,有了官治,犁頭店街上信仰中心的媽祖廟獲頒匾額可能性不低;同時,筆者實際從匾額背面木質檢測,為福州杉木,並以拼接製成,係清代常見匾額製作手法。上述理由或可間接證明萬和宮在雍正年間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一是彭朝桂其人無史可考;二是「隆恩田」的稱呼是否符於雍正年間?上述例子,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實物檢測與分析。
(二) 各時代之修建
乾隆五十一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件,其部屬攻打彰化縣城,殺害貓霧拺巡檢渠永湜,燒毀巡檢衙署。其後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再度重建巡檢衙署。而乾隆六十年(1795)再度發生陳周全事件。[14]萬和宮是否因此上述事件遭波及,並無直接證據。然而從木構建築的使用年限來看,推測雍正四年(1726)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宮廟應有重修的可能性。[15]
嘉慶元年(1796)的「萬里恩波」匾,落款「捒南合境弟子仝立」,《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與《萬和宮志》皆推論該時期可能有重修之舉。此外,萬和宮的老二媽神像係嘉慶八年(1803)所雕,相傳是西屯閨女廖品娘入神,為臺灣媽祖廟中罕見的在地媽。
《寺廟臺帳》記載,道光元年(1821)萬和宮因地震遭受損毀,眾人集資將宮廟修復。然而,道光十二年十月(1832)、二十六年(1846)與二十八年(1848)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推測萬和宮可能受到地震影響而有受損。[16]從宮內所見「道光拾伍年」(1835)款的鉎鐵爐具,以及道光二十年款(1840)的殿前大鍾,皆可能是當時受到地震影響重修時所添置之文物。
光緒十二年,為清代最後一次大修,宮廟內多塊匾額可證明此點,如「乃聖乃神」匾、「福祐熙照」匾等,皆有「光緒拾貳年重修」之字樣。[17]此外,收藏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關聖帝君木香爐,也見光緒十二年款。另外,宮內所見的聖二媽、聖三媽也為此時也置。
日治時代,《寺廟臺帳》記載大正二年(1913)陳盛與賴清標出資,進行萬和宮的大修復。[18]大正九年(1920),更換正拜殿的木柱為龍柱,在拜殿的龍柱也可看到其上刻著「大正九年」的字樣。其後有一段為期一年多的重修,昭和十一年(1936)發起興工重修,至十二年(1937)竣工。
民國三十四年(1945)二次戰後,萬和宮陸續有多次重修。民國四十一年(1953)整修正後殿,正殿架內立四支水泥柱,而後殿也仿正殿作法,將天溝及木結構架改為水泥結構,該次重修留下了影像記錄(圖3)。民國四十七年(1958)與民國五十年(1961)則針對媽祖金身、神輿與神像金身作整修;同時,民國五十年(1961)籌組並完成辦理「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的手續。民國七十四年(1984),萬和宮被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
三、 臺灣所見其它同類型爐具比較
目前陳列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觀音佛祖鉎鐵爐,爐具全高50公分,口緣直徑80公分。器形獨特,外觀上為盤口、筒形腹、三足,三足皆作螭虎吞腳。
爐口右側可見「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年款
爐身中段一周為浮雕八卦文,下段則為四方連續之淺凸起水滴紋。爐口鑄有淺浮雕之「萬和宮觀音佛祖」,右側為「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字體模糊;左側為「犁頭店街眾弟子仝置」。從年款來看,該件爐具專屬於觀音殿,同時說明道光年間的後殿觀音殿已存在。此外,該件金爐為犁頭店街當地居民共同捐貲鑄造,也反映出萬和宮為犁頭店街當地的信仰中心。
(一) 臺灣其它同類型爐具的比較
有關三足鼎式八卦文爐具的流行,南宋的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四川重慶容昌窖藏、元代的新安沈船等考古資料已見,顯示這種造形其來有自。研究指出,宋代興起的八卦文鼎式三足爐,原來可能與北宋士大夫和皇家所帶動對三代古器物學的興起,引起的收藏三代古銅器風氣有關,南宋以後則是因應江南與海外市場需求而流傳。[19]這種來自中國大陸的器物傳統,進入臺灣以後,是否只被北部地區的特定族群(如汀洲眾)所傳承?實際資料顯示,台灣北、中、南部地區的寺廟皆存,與特定族群的對應關係,並不明顯。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文獻處藏有一本《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為臺灣知府蔣元樞於清乾隆43年(1778)進呈的紙本彩繪。[20]其中,在〈孔廟禮器圖說〉中,見有類似爐具之圖像(圖5)。從該圖像觀察,爐具為盤口、弧腹、三足作螭虎吞腳,然爐身一周的壽字與S紋,以及盤口之C形文,既與萬和宮鉎鐵爐不同,亦未見於傳世實物中。
臺灣知府蔣元樞於乾隆43年(1778)成書《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圖中下為盤口三足爐具
在傳世的實物方面,除了萬和宮和前文所提淡水鄞山寺之外,另還見於臺南開元寺、竹溪寺、法華寺、府城隍廟、豐原慈濟宮、新莊慈祐宮等。以下按年代分別敘述。
臺南開元寺所藏盤口金爐一件,口沿鑄有銘文「海會寺金爐,乙未年季冬造」,高45、口徑92厚2.1公分。[21]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時稱「海會寺」,是臺灣官方主導佛寺中最早的幾座之一。臺灣知府蔣元樞曾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建並確立伽藍配置,成為三開間四進,並改稱「開元寺」。[22]由此可知,乙未年為改稱以前的年款,故應為乾隆四十年(1775)。
嘉義朴子配天宮相傳係康熙二十六年(1687)布袋嘴半月莊(布袋貴舍里)人士林馬,自鹿港(另有湄州一說)迎回媽祖金身一尊,並在神意指示下於牛稠溪(樸子溪)南畔一棵樸仔樹下奉祀。康熙年間廟成,甚見靈威,因廟宇在樸仔樹下,故得名為「樸樹宮」;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因重修廟宇,改謂「配天宮」。[23]該宮朴樹宮鉎鐵爐,器身正面有「朴樹宮」之名,另一面有「天上聖母」四字。有關該爐年代,原廟方資料標示為1785年,即乾隆50年之製品,證據不明,惟可確認的是可見年代應早於「配天宮」更名前,即早於19世紀前半。
臺中豐原慈濟宮位於豐原鎮中心,其創始時間不可考,但廟志以漢人在清雍正年間大量在「葫蘆墩」(即豐原)開墾年代作為創廟年代。該廟在光緒四年與民國年間曾重修。[24]宮內所見鉎鐵三足爐,外形為帶折沿之盤口、內收之弧腹、三足,正面書有「慈濟宮」之陽文,其上有「清嘉慶六年」(1801)之年款,是該宮重要的歷史證據。
臺中豐原慈濟宮所見鉎鐵三足爐
淡水鄞山寺的八卦文鐵香爐,高59、口徑寬72公分。器口為盤口、器腹為直筒狀,腹部上面為淺浮雕八卦文,下半部則為淺浮雕的火焰文;三足為螭虎吞腳造形。口緣處鑄有二十個字,中央為「鄞山寺」之使用地點、右為「道光四年桂月吉置」年款、左為「永邑徐姓眾弟子仝叩」之贊助人款。這件爐具,陳芳妹指出腹部的巽卦重複,震卦從缺,且應是在台灣鑄造的,惟理由不詳。[25]從造形上來看,鄞山寺的八卦文鐵香爐與萬和宮最相仿,年代亦相近。其後,廟方又於辛未年(1991)複製另一件相近的金爐使用。
慈祐宮位於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上,當地是臺灣北部早期開發的地區之一,建築具潮州風格。傳本廟建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最初為小廟,後因香火鼎盛,故修建成天后宮。[26]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載有「慈祐宮,雍正九年修整。」乾隆13年時新莊街大火,天后宮亦被波及,故於乾隆18年重修,而陳培桂在《淡水廳志》也提到「乾隆十八年二次修整」。慈祐宮所見盤口鉎鐵金爐同樣作盤口筒形、三足。從盤口鑄字來看,係清光緒十一年(1885)由李乾揚等善信所捐獻,係廟方祭祀時,焚化疏文、符令、油香感謝狀,環願憑條等使用,足部已脫落。
此外,在臺南竹溪寺、法華寺,[27]以及臺南府城隍廟皆見有盤口三足爐。除了臺南府城隍廟可知為嘉慶年間所鑄,[28]其它則因出版品年代久遠,未著年款,再者是爐具因鏽蝕導致銘文渙漫,已難以識讀。
歸納前文,可知萬和宮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的功能是作為金爐使用,而且比照傳世實物,其流行範圍為清乾隆至光緒年間,約為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為臺灣漢人在臺開發的極盛時期,反映出寺廟規模擴大,出現焚燒疏文、符令與金紙等功能的器物之需要。
臺南府城隍廟所見盤口三足爐,嘉慶年款
歸納前文,可知萬和宮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的功能是作為金爐使用,而且比照傳世實物,其流行範圍為清乾隆至光緒年間,約為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為臺灣漢人在臺開發的極盛時期,反映出寺廟規模擴大,出現焚燒疏文、符令與金紙等功能的器物之需要。
(二) 萬和宮「觀音佛祖」生鐵爐鑄造地點考證
有關萬和宮觀音佛祖鉎鐵爐的製作方式,從器底見有鑄造時留下的澆注口,說明該爐係倒立鑄造,可參考中國商代青銅圓鼎的鑄造方式。[29]這種鑄造方式是出於金屬熱熔液流動的考量,一方面盤口很難設計澆注口,再者,若從盤口澆注可能會有熱鐵液不易均勻流注到陶範空隙各處的疑慮。此外,從爐足觀察,範線相當明顯,顯示係以陶範鑄造留下的範線。由於爐身未見明顯的範接線,其工序可能是爐足先製作,其後再與爐身鑄在一起。
有關該爐的鑄造地點,連橫在《臺灣通史》〈鑄造〉中稱臺灣清代的金屬工藝為「臺灣鑄造鐵器,前由地方官舉充,藩司給照。通台有二十有七家,謂之『鑄戶』。」[30]其所鑄之器有鍋、鼎(香爐)之容器類,以及犁與鋤等農具,禁鑄兵器。從文中可知,清代中期以後臺灣已有鑄鐵匠,但由於此器工藝難度較高,可能非台灣本土所生產,而來自於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若考量萬和宮文物館內另一枚有「道光弍拾年」(1840)年款的鉎鐵大鐘,其鑄造者為「福省鑄人林國璉造」,由於二者年代相近,推測萬和宮道光年款鉎鐵金爐,很可能也是委託相同地點、同一作坊製作。
臺灣清代所見大型金屬供器與鐘,大多來自閩、粵二省。廣東佛山在明清時代是中國南方地區金屬器具製造業的重鎮,所見例子不勝枚舉。[31]在臺灣,亦有不少鐵鐘產於此地。[32]此外,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道光丁未年」款(1847)鉎鐵鼎式香爐,爐身一側鑄有「蓮宅鑄匠林國蒲」之字體。根據臺灣清代銅鐘上見有「福州蓮宅」之說,[33]再加上印尼梭羅鎮國寺的鐵鑄梵鐘(1821年)上也見「福州蓮宅」,可知蓮宅所指為福州鑄匠。萬和宮文物館鉎鐵大鐘(可能也包括觀音佛祖鉎鐵爐)上的「福省鑄人林國璉」,與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鐵香爐上的「蓮宅鑄匠林國蒲」之間,皆屬福州鑄匠,落款都在道光年間,且皆以「林、國」作為姓名前二字,推測或是福州中同家族的鑄匠。
(三) 臺灣爐具上所見的八卦文
萬和宮觀音佛祖殿鉎鐵爐器身一周的八卦紋,從順時針方向來看分別是震、巽、離、坤、兌、乾、坎與艮卦,排列方式可知其為文王八卦。文王八卦是由伏羲八卦演變出來,伏羲八卦又稱「先天八卦」,講的是一種陰陽對峙的關係;文王八卦亦名「後天八卦」,據傳為周文王所繪,講求流行,形容週期迴圈,代表的是陰陽相互依存,係從四時推移,萬物生長所得出的一種規律。淡水鄞山寺鐵爐的八卦文雖有誤植,但其排列整體也是按文王八卦的方式排列的。
在臺灣,爐具上飾以八卦文之實例,有臺中市西屯清靈宮、西屯隆興宮,以及彰化埤頭鄉合興宮的三足圓鼎爐。三件造形一致,皆是方形唇口、束頸、圜腹,其下三足作螭虎吞腳。爐身布滿氧化後的鏽色,磁鐵可吸附,應是鐵質。清靈宮所見器底有款,但無法辨識,隆興宮無款,合興宮無法判斷。三件的獸足上皆見範線痕跡,推測可能是以範鑄法製作。
三件香爐器頸皆環繞有八卦紋符號一周,紋飾呈現淺浮雕。西屯清靈宮與隆興宮的八卦紋爐,其排列順序為乾、巽、坎、艮、坤、震、離、兌,採取的是伏羲八卦。另從圖版來看,台南法華寺的金爐排列,也按巽、兌、乾…順序,採用的同樣為伏羲八卦。但是,並非所有八卦皆能區分出伏羲或文王八卦,如彰化埤頭合興宮的八卦紋爐,其八卦的順序便是錯亂的。
從廟宇沿革來看,清靈宮建於咸豐十一年(1861),昭和七年(1932)重建;隆興宮建於咸豐九年(1859),昭和二年(1927)重建。合興宮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於道光八年(1828)與昭和六年(1931)重修。[34]一般來說,廟宇製爐年代與寺廟重修年代通常相符,[35]因此這幾件銅爐可能也是清代中晚期至日治時代早期所置。
八卦紋也偶爾出現在台灣清中晚期的瓷質供爐上。屏東小琉球鄉碧雲寺的一件白瓷斂口圓腹三足爐,器身一周環繞以八卦文,其排列方式為乾坤相對的伏羲八卦。釉色米白,根據研究為福建南部漳州地區「東溪窯」所燒造,可能是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的文物。[36]該件文物於2012年末曾被破壞,其後委託臺南藝術大學修復。[37]
一般來說,在寺廟中若同時出現伏羲八卦與文王八卦,則以前者位階較高。從臺灣寺廟爐具上所見的八卦文排列方式來看,採用伏羲八卦或文王八卦,似乎無一定的邏輯,甚至也見拆散後重新組合、或卦象重覆的情形。顯示工匠在沿用八卦圖像傳統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誤讀或謬誤之現象。萬和宮觀音佛祖鉎鐵爐的八卦紋採用的後天八卦,是否與它置於後殿、等級次於正殿的空間位置,有一定程度上的考量?如果是的話,那麼是否原來有另一件正殿金爐的存在?
四、 結論
金爐又稱「金鼎」或「金亭」,其造形有仿青銅鼎造形的「金鼎」,以及仿建築造形的「金亭」兩種,其功能是作為祭祀活動中用以盛燒紙質之器具。早期臺灣廟宇以此類容器承紙焚燒時,因需耐高熱,故多以鐵製作;稍晚則以磚砌成亭狀,故稱金亭,近年有以水泥或不鏽鋼等材質製作。採鼎式外形者,則以本文所討論的萬和宮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為代表,其功能為何是金鼎?理由如下:
其一,在《臺灣金石木書畫略》(1976)將臺南開元寺、竹溪寺所見此類爐具稱為「金爐」。[38]此外,筆者於2011年5月在淡水鄞山寺廟內天井的八卦鉎鐵爐內,見有焚燒金紙之灰燼,顯示它是作為金紙燃燒盛放之器。
其二,新莊慈祐宮清光緒十一年(1885)的圓形金爐,爐口有焚化疏文、符令、油香感謝狀,環願憑條等鑄銘,證實此類爐具功能為焚紙容器之用。
其三,在《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的〈孔廟禮器圖說〉中央一排,從上到下分別是爵、方鼎、太尊、展耳香爐與盤口三足爐。在臺南府城孔廟目前所見的釋奠禮儀式中,爵、方鼎、太尊與展耳香爐仍在使用,且方鼎與展耳香爐是作為插線香之用的香爐;也就是說,在祭孔儀式上,盤口三足爐並非作為香爐,而有其它功能。另〈孔廟禮器圖說〉內容指出:「爇香者,曰鼎、曰香盤──鼎之小者曰爐、焚蕭脂者曰燔爐,陳於陛中以燃照找曰庭燎。」[39]可見盤口三足爐是作為燔爐一類功能者。
其四,此外,從傳世的此類金爐高度來看,大多在50公分上下,多半未及腰部,若要插香需前屈身體,甚為不便。
其五,目前於萬和宮觀音殿案桌上所見的木質三足鼎式圓爐(口緣徑46cm,腹圍140cm,全高38cm,器身高27cm,全器最寬47cm),器腹前左右兩邊有金漆陰刻行書年款之「犁頭店萬和宮」、「道光戊申年置」。年款顯示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製。從常理推測,倘若「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款的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是作為香爐使用,則短短的13年後又汰換成另一件香爐,實有違香爐不宜經常更換的一般認知。因此,兩件造形迥異、年代相近的香爐,說明其功能是不同的。
同時,在《寺廟台帳‧臺中州大屯郡II(中)》中所記錄的萬和宮爐具共19件,計有圓大爐2、圓瓷爐10、金爐2、陶爐4、錫爐1。萬和宮正殿與觀音殿案桌上所見的圓形木香爐,即上文所稱之2件圓大爐;至於《寺廟台帳》中的2件金爐,其中一件應該就是本文所討論的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至於已遺失的另一件,則可能是原來作為媽祖正殿金爐使用的金爐。若從八卦文的排列方式來看,天上聖母殿鉎鐵爐爐身外圈可能是採用伏羲八卦。
參考文獻
Robert W. Bagley,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onze Age: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69-77.
[清]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臺中市: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76年)。
朱培建,《佛山明清冶鑄》(廣州市:廣州出版社,2009年)。
何肇喜建築師事務所主持,,《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中市:興興出版社,1998年
吳水謀主編,《合興宮志》,彰化埤頭鄉:埤頭鄉合興宮管理委員會印行,2003年11月。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王志宇主編,《2012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2年11月,頁117-151。
李建緯,張志相,〈彰化定光佛廟調查與研究--其歷史、信仰與文物〉,《臺灣文獻》第64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29-192。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編,《財團法人臺中市南屯萬和宮史略》,臺中: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出版,1985年元月
連橫著,〈工藝志〉,高賢治主編,《臺灣方志集成40‧臺灣通史》下(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陳芳妹,〈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總22期(2007年第3期),頁91-190。
黃志賢,《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2006年
黃琡珺,〈朴子配天宮〉,洪性榮編,《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臺北市:樺林出版社,1987年),頁340-349。
廖財聰主編,《臺中市萬和宮志》,臺中市: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2004。
盧泰康、王竹平,《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傳世陶瓷古物研究與修復》,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4年7月
鬫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市:開元寺編印,2010年。
[5] 事實上,以彰化定光佛廟文物來看,其結論則與〈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一文不同。透過文物年代與贊助者身份的對照可知,彰化定光佛廟早期的興建、重修與捐獻行為,雖與汀州移民、地方官員存在著緊密連繫;但隨著會館功能的衰退,以及汀州移民在臺灣的融合,定光佛廟文物捐贈者反映出其居住在彰化地區的在地化特點,以及將自身視為一位「虔誠信徒」,早已不見道光年以前以「永定」、「鄞江」自稱的原鄉認同。參閱李建緯,張志相,〈彰化定光佛廟調查與研究--其歷史、信仰與文物〉,《臺灣文獻》第64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29-192。
[29] Robert W. Bagley,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onze
Age: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72, fig.16.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