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儒學，為高九仞--彰化孔廟文物調查與研究

文載於《庶民文化》第7期，2013年3月，頁39-95；文中所用之圖部份已刪去，如欲查閱全圖，請見原文。本文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中文摘要

彰化孔廟位於彰化市孔門路三十號，為臺南孔廟外的另一座國定（第一級）的孔廟古蹟。雍正四年（1726）彰化知縣張鎬建縣儒學，始創本廟，其後分別於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皆有重修之舉。日治時代因市區改正，彰化孔廟格局大幅縮小，自此，彰化孔廟難以再恢復到嘉、道年間盛況。

根據筆者所執行之《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普查成果，彰化孔廟計有文物近六十件，分成銅質文物、錫質文物、石質文物與木質文物。本文主要通過本廟與臺南孔廟，以及中國大陸其它具有明確紀年的孔廟文物進行比對，指出彰化孔廟文物的年代可能範圍，並從歷史與藝術的角度，指出其價值與定位。

關鍵字：彰化、孔廟、文物、釋奠禮、價值

一、彰化孔廟概述

   （一）彰化孔廟的設立

彰化孔廟位於彰化市孔門路三十號，距離彰化縣文化局、彰化元清觀各約百米。孔廟又稱孔子廟、夫子廟或文廟，是中國紀念孔子、供後人祭祀孔子的廟宇式建築。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廟被看成是宣傳儒家思想的廟宇。孔廟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B.C.478）。當時孔子的弟子將其「故所居堂」立廟祭祀，廟屋三間，內藏衣、冠、琴、車、書等孔子遺物，並按歲時祭祀，為世界上第一座孔廟。[1]隨著儒學的興盛，孔廟逐漸擴展到中國境內各地方，並成為官學中心。

彰化孔廟位於彰化市孔門路三十號

彰化孔廟所見大成殿

在漢人遷臺之後，臺灣官設孔廟共十三處。[2]其中以臺南孔廟時代最早，發展最為完善。明永曆十九年（1665），鄭成功之子鄭經執政之時，諮議參軍陳永華提議：「須擇地建立聖廟，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鄭經採納其意見，並於承天府治建立孔廟，故臺南孔廟被稱為「全臺首學」。

清代臺灣地區孔廟皆設在地方官學建築中，並與明倫堂、地方祠堂等建築配成一大組的建築群。《臺灣府志》等稱此等廟學合倂設置的地方官學為「學宮」。臺南孔廟不僅在建築、釋奠禮方面仍保有古風，並收藏有多件從清代乾隆年間直到民國七十一年之青銅禮器，非常珍貴，相關研究見於黃翠梅教授與筆者合著之《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2011）一書。[3]

彰化孔廟為臺南孔廟外的另一座國定（第一級）古蹟。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卷四〈學校志‧學宮〉提到：「彰化縣儒學，在縣治東門內，南向。雍正四年，知縣張鎬建。中為大成殿，東西兩廡，前為甬道、為戟門，東為義路，西為禮門；又前為櫺星門，後為崇聖祠，右為明倫堂，堂後為學廨。」[4]彰化孔廟和臺南孔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一是建築本體保存比較完整的清代樣貌；二是廟中文物數量眾多，特別是皆擁有清帝御賜匾額；但彰化孔廟因屬於縣學，故釋奠禮上使用的文物等級與數量稍遜於臺南孔廟。

臺南孔廟外所見一景

臺南孔廟大成殿

（二）本廟沿革

有關彰化孔廟歷史，根據《彰化縣志》、《彰化縣古蹟資料》、《彰化縣古蹟圖說》以及《彰化縣第一級古蹟彰化孔子廟調查研究》等材料，[5]整理如下。

自雍正元年彰化設立縣城後，於雍正三年（1725）議准設學宮。雍正四年（1726）知縣張鎬建縣儒學，建學立師。[6]一說認為當時已完成有大成殿、兩廡、甬道、戟門、禮門、義路、櫺星門、崇聖祠、明倫堂、學廨等，[7]但漢寶德認為當時應該「因陋就簡」。[8]相關古物見有雍正御賜之「生民未有」匾，而下馬碑亦可能為此時所置。

自乾隆年間，彰化孔廟有多次重修或重建記錄，分述如下：乾隆十六~十八年（1751~1753）士紳施士齡倡議重修，知縣程運青雖准許重修，但遲至乾隆十八年知縣王鴞方主持重修，但由於資金不足，故僅重修櫺星門；乾隆二十三年（1758）風雨災害造成明倫堂全倒，其它建築亦受損，故次年（1759）知縣張世珍再倡議重修，在大成門兩側有禮門義路，設泮池與照牆，並重修明倫堂。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縣胡邦翰續修，相關古物見有大成殿中乾隆三十年（1765）款之翹頭神案；乾隆五十一年（1786）明倫堂與學署毀於林爽文之變。

嘉慶以後也有多次重修記載：如嘉慶二年（1797）歲貢生鄭士模重修孔廟，但此時明倫堂與學署仍未重建。而嘉慶十六年（1811）的彰化知縣楊桂森，再度倡議重修，當時除了復建了明倫堂，移至孔廟左側，並置有禮樂器，招佾生，於春秋二季舉行祭典。其後，嘉慶十七年（1812）職員王松修泮池。嘉慶二十一年（1816）知縣吳性誠在明倫堂舊址興建文昌祠，並重修白沙書院，並在文昌祠之後重建林爽文之變已燬的「教諭署」。

道光年間為彰化孔廟發展的巔峰。道光四年（1824）教諭蔡克全刻臥碑，置於明倫堂左側，該碑現置戟門內。此外，蔡克全於明倫堂大門內側建有福德祠。道光十年（1830）李廷璧倡議重修孔廟，並編修縣志，由接任知縣託克通阿募款一萬餘元。道光十一年（1831）李廷壁回任知縣，在明倫堂後闢靜室、大成殿前使用龍柱，並於崇聖祠旁增設名宦祠、鄉賢祠、禮器庫、樂器庫，此次整修為今日所見孔廟之基本格局。

從周璽《彰化縣志》中的「彰化縣城圖」來看，彰化孔廟鄰近縣城東門之「樂耕門」，建築涵蓋範圍廣大，包含有聖廟、明倫堂、文開書院與學署。同書「聖廟圖」顯示，大成門上方有六根通天筒，今日仍保留，一般認為是代表了「禮、樂、射、御、書、數」六藝。[9]

清代晚期彰化孔廟受到嚴重的破壞，自此難以恢復到道光年間的盛況。在同治元年至三年間（1862-64）戴萬生起事，彰化城被佔據兩年。當時以白沙書院為其軍機所在，可能對孔廟造成破壞。光緒四年至六年（1878-80）知縣傅瑞銓捐其廉養銀重修，並得到士紳張春華等人捐資，於光緒六年（1880）完成，相關事蹟見於傅瑞銓所撰之「重修邑學碑記」。

日治以後，因市區改正，彰化孔廟格局大幅縮小，甚至照牆、泮池被毀。明治三十一年（1898）日人將鹿港國語（日語）傳習所遷移至彰化，以孔廟為上課場所；明治三十五年（1902）廢止，將國語傳習所改為彰化公學校，至大正四年（1915）方遷離孔廟。日治初期文廟管理人為光緒二十年（1894）的貢生吳德功，時兼任節孝祠之管理人，當時東西配十哲、兩廡之先賢先儒牌位已無存，吳德功遂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重置四神龕與諸儒牌位。[10]

從明治三十九年（1906）起，日人開始進行彰化市區改正，在昭和時期有了大幅度改變，孔廟照牆、禮門、義路被拆，並填平泮池，從大正二年的一張照片可知，彰化孔廟外仍為一片沼澤。昭和八年（1933）孔廟戟門與大成門頹圮，由市民李程倡議重修，需要經費貳仟陸佰捌拾參元。[11]其中李程個人捐資壹仟元，總計募款壹仟玖佰陸拾伍元，另不足款由孔廟存款支應。由孔廟管理人李崇禮負責修護工程，回復大成門與戟門舊貌（見「重修戟門及櫺星門紀略碑」所載）。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雖仍有重修或指定古蹟之作為，可惜的是，彰化孔廟一直未受到當局足夠的重視。民國四十一年（1952）士紳吳上花請縣長陳錫卿向政府申請補助，重修孔廟；民國六十年（1971）彰化縣政府有意拆除孔廟，移至八卦山，但因地方人士異議而作罷；民國六十一年因遭連日豪雨暴風侵襲，受損嚴重，於是縣長吳榮興於民國六十五年發包興工，一直至民國六十七年（1978）八月二十二日竣工，總工程費新臺幣貳仟貳佰參拾參萬元，此時有元首與官員所贈之匾額；民國七十二年（1983）十二月二十八日經內政部第二O二四五二號公告，指定為第一級古蹟。

（三）祀典與禮樂文物記載

有關本廟祀典方面之記載，在《彰化縣志》卷五〈祀典〉載有：「文廟：定例：春秋二仲上丁致祭，八月二十七日聖誕。惟國學有釋菜之禮。彰邑自嘉慶十六年間，楊太令桂森會同儒學，率諸生入廟行禮。今帥初。」[12]從前文來看，彰化孔廟在春秋二季的上丁之日實施祭孔。[13]此處所祀孔子之禮，應為「釋奠禮」，即《清史稿‧選舉二》中所云的「太后、皇上萬壽節，至聖先師孔子誕日，春、秋上丁釋奠，為慶祝日。」由於孔廟的祀典屬官祀性質，因此無功名者不能參加祭禮，惟有地方官員，生員和監生以上方可陪祀。[14]另文中所言的「釋菜之禮」，不論從禮制性質、規格等第、主祭者身份、祭祀時間、祭品內容與參與人員，與釋奠禮均有所差別，試析如下。

「釋奠禮」最早見於《周禮》[15]、《禮記》[16]等典籍之記載，最初僅是入學的一種儀式，與孔廟祭孔原非屬一事。[17]隨著朝代更替，孔子地位逐漸上升，釋奠禮不僅演變為專以孔子為對象，也發展成為程序複雜、規範嚴明，講求莊嚴隆重的祀孔之禮，亦是各種祭祀仲尼儀式中規格最高者。[18]唐代以後，釋奠禮成為國學中祭祀孔子的慣例，如《續通典》卷五十三〈禮九〉之「釋奠」一條，載有：「唐代宗永泰二年二月上丁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飱錢，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19]明太祖復令天下學宮通祀孔子，且頒有釋奠儀注。

至於「釋菜之禮」，即「置菜」，也作「舍采」，即以頻繁之屬的禮先師之禮。據鄭玄注，「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此外，它和釋奠禮的差別還在於釋菜禮是無配樂的。[20]另據《續通典》卷五十三〈禮九〉，載有「徽宗大觀初，大思成強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有釋菜之儀，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21]明太祖始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其後太祖並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官以下詣學行香。萬歷朝又有各州府縣儒學在孔子忌辰（二月十八日）、誕辰（八月二十一日）由學官主祭，行釋菜禮。

清代以後，釋奠、釋菜之制，大抵沿襲明制。每歲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由直省文武大員、地方正印官充承祭與分獻官，其禮置牲弊、設饌、奏樂。至於釋菜禮則每月朔望及先師忌、誕辰均由學官行釋菜禮祭先師。其禮用制帛一、菜、棗、栗各一盤，併酒。迎神、送神俱一跪三叩。總之，釋菜禮舉行時機不同於釋奠禮的春秋二季，而是每月朔旦舉行，無樂、也不殺牲、獻幣帛。[22]

目前台灣各地孔廟在釋奠禮上所演奏者，為民國五十九年所制定、屬明制的〈祀先師孔子樂章〉；而臺南孔廟則是沿用清乾隆八年（1743）所頒的〈闕里文廟樂及府州縣學祀孔樂­章〉。[23]然而，目前彰化孔廟在釋奠禮上所演奏的卻是北管牌-子曲，已與雅樂無關，已脫離了祀孔樂曲中強調的平和典雅的初衷了。

另有關彰化孔廟的禮樂文物，在楊桂森所撰〈制聖廟禮樂記〉一文，記有其事，目前廟內懸掛於戟門上之鏞鐘，為當此之際所鑄。內文節錄如下：

禮儀樂舞之遺，唯存其意於孔廟。禮樂不能不依乎器，而彰邑之禮樂器皆缺焉；予下車始即念及之。辛未夏，商之諸生王有慶、洪鏞、劉開基、楊奎等，倡捐以樂其成。凡治禮器：籩之器百，豆之器百，簠、簋之器四十，鉶、豋之器十，爵之器二十有七，篚之器十有四，篚之器二。凡治樂之器：金之屬十有九，石之屬十有八，絲之屬二，竹之屬一，匏之屬十有二，土之屬二，革之屬五，木之屬二。凡鳩金者共二百餘人；凡鳩金共二千五百有奇。自辛未秋祀以後，拜獻歌舞之盛，圜橋而觀聽者，將數千人，殆雖鄒魯，亦無以過之。吁！其盛矣。諸生請記於予，以誌不朽。[24]

道光年間也有禮樂文物的添置。邑令李廷璧所撰〈捐修聖廟禮樂器序〉一文（收錄於《彰化縣志》），提及其捐修彰化孔子廟禮器之原由：

邑之有夫子廟，於今百餘年矣。春秋丁祭，歲舉其常。然而荒服初開，猶未遑禮樂之事也。嘉慶十四年，吾鄉楊公蓉初宰斯土，政修人和，百廢俱興。越二年，始興禮樂，其時分俸以為之倡，而紳士林中桂等捐貲助之，不數月而觀厥成。於是登其堂，而簠、簋、俎、豆之屬，燦然其大備也；行其庭，而執籥、秉翟之士，秩然其有序也。堂以上則琴瑟鼗簫簫管笙簧之音，既和且平也；堂以下則鐘鏞鞉磬柷敔之聲，洋洋乎盈耳也。凡主祭、陪祭以及駿奔執事者，罔不蹌蹌濟濟，肅然恭、穆然恪焉。於戲！盛矣。[25]

余自丙戌冬，承乏茲邑，丁祭入廟，觀楊公所製禮樂器，凋殘損失大半，不禁感慨系之。因念當日楊公創垂深意，亦謂後有作者修而明之，可百世未艾也。曾幾何時，而風霜剝蝕，新者日以舊、完者日以壞，誰司其事，而聽其零落至此乎？廣文楊公，余鄉榜同年友也；因與余商所以修補，並其可以久遠行之者。余乃倡捐俸銀五十圓，延諸向義紳士，醵金相助。誠得六百金以上，存貯殷實質庫，權其子母而生息焉。自是以後，遇廢即修，遇缺即補，聲名文物，煥然一新，繼繼承承，綿延勿替；成楊公陶淑之意，揚聖廟明備之休，豈不懿哉、豈不盛哉？是為序。[26]

自前文來看，李廷璧因楊桂森於嘉慶十六年所捐造的禮樂器，已殘缺不堪，故個人率先捐出俸銀五十圓，總共募得六百銀圓，作為日後彰化孔廟釋奠禮文物缺損時，補充製造之預備金。此處可發現，彰化地方首長對於祭孔儀式中的器具完備之重視程度。

其後，並未於文獻中再見到彰化孔廟禮樂文物的相關記載。因此，對於本廟文物的調查與研究，是保護彰化孔廟珍貴有形文化資產的首要工作。

二、彰化孔廟文物調查成果

相較於臺南孔廟與相關文物已累積的大量成果，[27]彰化孔廟雖貴為國定古蹟，但研究則相對薄弱，其中有《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1976）、[28]《彰化孔子廟簡介》（1992）、[29]與《彰化孔子廟修復報告》（2002）、[30]《彰化孔子廟》（2004）[31]等，但未見相關古物調查資料，令人費解。

遲至2010年，彰化孔廟才出版相關古物清查報告。勤益科技大學所執行之《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清查計畫》（2010），「古物」年代以民國五十四年以前為標準。其中，建議指定為「一般古物」者有七三二件，並從其中進一步建議一七九件為「重要古物」。其中，彰化孔廟所紀錄之文物共二十四件，有匾額五件（御匾五面）、碑七件、樂器二件（鏞鐘與石磬）、供器九件（象尊、犧尊、木質五供一組、銅碗、三界公爐、花鳥透雕木香爐）、牌位一面（孔子神位）。[32]

其後，由逢甲大學歷文所執行的《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2），針對彰化市與鹿港二十處古蹟進行調查與研究，其中也包含了彰化孔廟。根據普查資料，彰化孔廟見文物共五十八件，分成銅質文物十八件（鏞鐘一、犧尊一、象尊一、敞口銅碗五、缽形銅碗十）、錫質文物十八件（花紋爵十四、素面爵四）、石質文物九件（石碑八、特磬一）、木質文物十三件（御匾五、孔子神位一、五供一組、透雕花鳥紋木方爐一、翹頭神案一）。[33]

由逢甲大學歷文所執行的《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2）

就調查資料顯示，彰化孔廟古物以匾額、碑碣最具歷史價值。和臺南孔廟仍保留有釋奠禮所使用的大量乾隆年間的銅禮器不同的是，彰化孔廟目前釋奠禮器以木、錫兩種材質為主，雖多為近年所製，但也保存了早年所使用之文物。筆者分別於民國一百年九月、十月間進行普查與測繪，測繪成果與文物照片業已發表於《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34]此外，筆者再度於民國一O二年七月份前往拍攝匾額資料。本文主要此基礎上，深入並比較相關文物的歷史與藝術意涵。

（一）  匾額

清代君主為了強化其統治的正統性，故思想上推崇孔子，廣建孔廟，到十九世紀中，中國大陸的孔子廟共有一千七百三十所。[35]並且從康熙皇帝以後，新皇帝登基皆會御題匾額，並頒發給全國各所學校孔子廟。[36]目前彰化孔子廟中所見御匾共五件，分別是「生民未有」（雍正四年）、「與天地參」（乾隆四年）、「聖集大成」（嘉慶三年）、「德齊幬載」（咸豐元年）與「聖神天縱」（同治元年）。

表 1：彰化孔廟內所見御賜匾額資料

項次	名稱	位置	數量	材質	尺寸 （公分）	年款	年代	賜匾者	施作 /作者	備考
1	生民未有	大成殿正門上方	1	木	長232 寬91	無	雍正年間	雍正皇帝	不詳	保存尚可
2	與天地參	大成殿神龕上方	1	木	長447 寬143	乾隆戊午孟春	乾隆四年 （1739）	乾隆皇帝	不詳	參字已脫落
3	聖集大成	大成殿門內樑上	1	木	長304 寬122	無	嘉慶三年（1798）頒	嘉慶皇帝	不詳	保存尚可
4	德齊幬載	大成殿拜殿樑	1	木	-----	無	咸豐元年（1851）	咸豐皇帝	不詳	保存尚可
5	聖神天縱	大成殿正門內樑上	1	木	長370 寬110	無	同治元年（1862）	同治皇帝	不詳	保存尚可

表1所見之匾，皆屬清帝御賜之匾，其重要性與完整性在臺灣諸孔廟中，僅次於臺南孔廟的八面御匾。按理來說，彰化孔廟原應存有道光皇帝的「聖協時中」與光緒皇帝「斯文在茲」二匾，其去向有待進一步考證。另筆者於民國一○二年七月六日前往拍攝乾隆御賜「與天地參」匾，發現該匾文字中的「參」字，字體已脫落，目前該字體已修復完畢。

「生民未有」匾，雍正四年（1726）

「與天地參」（乾隆四年）

「聖集大成」（嘉慶三年）

「德齊幬載」（咸豐元年）

「聖神天縱」（同治元年）

表2顯示，民國六十~七十年代匾額的贈匾人則有嚴家淦、林洋港、謝東閔、邱創煥與蔣經國，其身份為國家元首、副元首、內政部部長與臺灣省主席。在此時間點上大量贈匾的行為，除了與彰化孔廟於民國六十七年重修有關，另蔣經國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並於民國六十八年贈匾給孔廟頗有以自居歷代道統繼承者的意味。就臺南孔廟與台北孔廟來說，皆有蔣中正所贈之匾，然本廟未見此匾，是否因彰化孔廟屬縣學，層級不及台灣府（臺南孔廟）或台北府（臺北孔廟）的府學？

表 2：彰化孔廟內所見民國時期匾額資料

項次	名稱	位置	數量	材質	尺寸 （公分）	年款	年代	贈匾者	施作 /作者	備考
6	道尊萬世	正殿內左側樑上	1	木	長308 寬114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	1978	總統 嚴家淦	不詳	保存良好
7	萬世師表	正殿右門內樑上	1	木	長232 寬84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穀旦	1978	省主席 林洋港	不詳	保存良好
8	有教無類	正殿左門內樑上	1	木	長305 寬112	無	1977 -1981	副總統 謝東閔	不詳	保存良好
9	萬世師表	正殿左門內樑上	1	木	長447 寬143	無	1978 -1984	內政部長 邱創煥	不詳	保存良好
10	道貫古今	正殿神龕上方	1	木	長347 寬127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1979	總統 蔣經國	不詳	保存良好

以表3所示的彰化孔廟與臺灣、大陸重要孔廟所見匾額一覽表來看，在臺所見的臺南孔廟、彰化孔廟與臺北孔廟中，以臺南孔廟皇帝御匾最為完整，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廟內所見贈匾人亦全屬國家元首。至於中國民國政府時期的彰化孔廟所見贈匾人身份，則有總統、副總統、省主席、內政部長，並非全屬元首。另在北京孔廟、南京孔廟所見之匾，也見歷代清帝御匾，但比臺灣孔廟多了宣統皇帝和與黎元洪所贈之匾，當時臺灣已屬日人統治，故未見該二匾。

表 3：彰化孔廟與臺灣、大陸重要孔廟所見匾額一覽表[37]

匾名	贈匾者	彰化 孔廟	臺南 孔廟	臺北 孔廟	北京 孔廟	南京 孔廟
萬世師表	康熙皇帝 （康熙二十三年，1684）		◎		◎	◎
生民未有	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1724）	◎ (雍正4年製)	◎		◎	◎
與天地參	乾隆皇帝 乾隆四年（1739）	◎	◎		◎	◎
聖集大成	嘉慶皇帝 嘉慶三年（1798）	◎	◎		◎	◎
聖協時中	道光皇帝 道光元年（1821）		◎		◎	◎
德齊幬載	咸豐皇帝 咸豐元年（1851）	◎	◎		◎	◎
聖神天縱	同治皇帝 同治元年（1862）	◎	◎		◎	◎
斯文在茲	光緒皇帝 光緒元年（1881）		◎		◎	◎
中和位育	宣統皇帝 （1909-1911）				◎	◎
道洽大同	黎元洪 （1917）				◎	◎
有教無類	蔣中正 （1950）		◎	◎		◎
道尊萬世	嚴家淦 （1977，總統）	◎
萬世師表	嚴家淦 （1977，總統）		◎
有教無類	謝東閔 （1978-1984，副總統）	◎
萬世師表	林洋港 （1978，臺灣省主席）	◎
萬世師表	邱創煥 （1978- 1981，內政部長）	◎
道貫古今	蔣經國 （1978-1988，總統）	◎ （1979）	◎ （1980）
德配天地	李登輝 （1988-2000，總統）		◎ (1989)
中和位育	陳水扁（2000，總統）		◎
道貫德明	馬英九（2008，總統）			◎
聖德化育	馬英九（2010，總統）		◎

（二）  牌位

按道光《彰化縣志》記載，彰化孔廟神位序次如下：（一）正殿：設有至聖先師牌位、四配、十二哲，合計十八位。（二）東廡：六十五位、西廡六十四位，合計一百二十九位。（三）崇聖祠：正殿五位，祀孔子五世祖先；東西配四位；東西從祀五位，合計十四位。總計上述牌位共一百六十一件。[38]

實際調查現況，與彰化縣志所載，有明顯出入，分別是「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一件、「四聖牌位」（亞聖孟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復聖顏子）四件、「十二哲牌位」十二件、[39]「孔子五世牌位」五件、東廡牌位六十五件、西廡牌位七十四件，合計共一三九件。《彰化縣志》所載的一百六十一面，到了民國六十年的調查，卻發現當時先賢先儒之姓名全部係合寫於二件木牌上，堆置於大成殿，[40]因此，目前東、西廡所見百餘件獨立之牌位，並非清代晚期所見，應為民國六十年代以後所復刻。

此外，「四聖牌位」、「十二哲牌位」、「孔子五世牌位」等造形上皆與東西廡所見相似，皆為豎立之窄長方形，正面書以陰刻之「聖者/先哲/孔子五世祖先/先賢/先儒之人名牌位」，上方及兩側邊框飾以捲草紋與太陽紋，其下一木座為組合式，可與牌位分離。四聖、十二哲神位造形與先儒、先賢神位相似，應為同時期所製。

位於大成殿神龕內之「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其造形與製作工藝明顯迥異於其它牌位。一般來說，孔廟不設孔子塑像，如臺南孔子廟即未見塑像。曲阜孔子廟原有一孔子塑像，為清雍正七年（1729）所塑，於1966年時被毀。^[41]彰化孔子廟所見「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外形為一長形立牌，置於一紅漆臺座上，此牌位邊上飾有漆金捲草紋，邊框為火焰紋飾，內有行龍紋樣。由於吳德功曾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重置神龕與牌位，因此推測孔子神位可能為該時重製。

（三）  供器

彰化孔廟所見供器有錫爵、銅犧尊與象尊、木質五供與透雕花鳥紋木方爐。其中的銅犧尊、象尊、錫爵、敞口銅碗與銅缽與，應為過去釋奠禮上所使用文物。和臺南孔廟有成批訂製的現象不同，^[42]彰化孔廟所見釋奠禮文物，不論就材質、造形或是製作方式，有著不小的差異，顯見非同時期所製，而是各時間分批添置。分述如下：

錫爵　有十八件，造形古樸、外觀氧化明顯。其形制上可分兩式：一式素面，器腹為六棱形，有四件；另一式有紋飾、器腹作圓腹造形，共十四件。兩類器身皆由錫合鑄製成，流口略作如意形，三高腳獸足。其中，第一類之束頸與股腹皆作六棱造形，素面無紋，兩件提耳相異，一件提耳爵柱與相同，另一件則為折支梅花鳥紋。另十四件之器腹則飾以淺浮雕之花鳥紋。長約在十二至十三公分間、寬七至九公分、高度為十六公分上下。

這批材料在鹿港民俗文物館、鹿港天后宮媽祖文物館以及早年彰化關帝廳所見之錫爵，在外形上相當形似。另考量臺灣錫器工藝發展，這批錫爵的可能年代為清代晚期至日治時代。其年代考證，詳見後文。

其後，廟方於近年委託鹿港錫藝藝師陳萬能仿製有五十件錫爵，皆施有銘款。這批文物乃為近年彰化孔廟釋奠禮上所用。

銅犧尊與銅象尊　犧尊與象尊為孔廟釋奠禮上必要之祭器。犧尊外形為立體之水牛回首狀，其下四蹄足，尾巴則捲收於右側臀部；象尊亦呈立體造形，頭部回首，有象鼻與牙，其下四足各有五蹄，垂腹，呈現出身體重量感。兩獸尾巴皆捲於臀部，其正上方有一圓孔，為注入酒之用。容內皆有溢銅痕跡，因氧化而呈現銅綠色。由於外觀未見任何範線痕跡，故應是失蠟法製作。

銅象尊

銅犧尊

敞口銅碗　共五件，碗體撇口斂腹，圈足作喇叭口，錫焊於器身。碗身有鑿刻菱花形框飾，框內刻有「牡丹折枝紋」、「牡丹捲葉紋」 、「石榴折枝紋」 、「折枝花鳥紋」 、「梅花捲葉紋」。圈足由銅片捲曲接合而成，接合線清晰可見。

缽形銅碗　共十件，鉢形碗身可見拼接線，推測是分段敲鑄成形，圈足亦呈喇叭狀，兩者以用錫焊接。碗股有一鑿刻的菱花形框飾，框內刻有「鳳鳥牡丹折支紋（殘）」、「石榴捲葉紋（殘）」 、「牡丹折支紋（殘）」 、「仙桃折枝紋」 、「荷花折枝紋」 、「鳳鳥牡丹折支紋」 、「牡丹捲葉紋」 、「團藥捲葉紋」 、「牡丹折枝紋」 等。

五供　香爐一件、燭臺二件、花瓶二件，共五件，置於大成殿中央供桌上，全為木質。折耳香爐製於案桌中央，爐身正中浮雕有「聖廟」之篆刻字，方爐兩側各有一對燭臺與觚式花瓶，皆由木材拼接而成，並通身塗以銀色漆，係刻意在模仿錫器外觀。

木質五供

此等以木材仿製錫器之作法，同見於彰化關帝廟前五供。特別是香爐耳部作折沿外展之「L」造形，在鹿港地藏王廟錫爐（有「昭和二年」之年款）、關帝廟木爐（丁卯年，1927）可見。由此推論，彰化孔廟所見木五供年代可能是日治時代。以錫爐的尺寸來說，一般是在六十至七十公分上下，而彰化孔子廟之木爐因木料成本較錫便宜，且可採榫卯方式解決木料不足問題，故其尺寸將近為錫香爐的二倍，高度在一米二上下。

透雕花鳥紋木方爐　爐收藏於崇聖祠旁之庫房。爐作方體，方形盤口，直腹，兩側以獸首銜折把為耳，其下為依次遞寬之階梯臺座。爐身下方為四足，足作捲葉含珠造形。正面飾以透雕之花鳥圖案。通器髹以紅漆。

（四）  家具

翹頭案一件，木質，置於大成殿正中央。神案以榫卯工藝拼接製成，並施以紅漆。案腳頂部有雲頭裝飾，案角飾以陰刻之回紋。桌腳與勒水之間以夾頭榫結合。案左前腳刻有「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置」，「乾隆」二字疑似被刻意塗蓋而不易辨識；桌案右前腳刻有「彰化諸紳士仝立」。

乾隆三十年（1765）款之翹頭神案

根據研究，在目前臺灣寺廟宗祠中所見供桌中，除了關西鄭祠一件「康熙五十年八月吉旦」（1711）的翹頭案最古老之外，[43]目前附有年款之供桌以此翹頭案為最，亦是彰化地區現存年代最早之家具，相當稀有。

（五）  樂器

鏞鐘　一般來說，孔廟中的鏞鐘通常與鼗鼓相對，設於櫺星門內一左一右作堂下之樂，祭初先擊鼓，祭畢則擊鐘。[44]鏞鐘之鐘紐為雙首龍造形，鐘體外形上寬下窄，鐘體表面紋飾與字體皆為浮雕，為兩層橫飾帶，每層橫飾帶分成四框，上層飾帶為文字圖文相間，字體為楷書，紋飾為波濤捲雲正團龍紋，下層橫飾帶皆為文字，銘款為「臺郡彰邑嘉慶辛未年建」。此銅鐘為嘉慶十六年（1805）知縣楊桂森、儒學教諭陳鯉青、訓導葉文載、典史徐廷俊、增生王雲鼎、生員吳瓊華、鄭維謙、武生張蘭俊所倡捐，於釋奠禮上所使用之銅鏞鐘。

嘉慶十六年（1805）知縣楊桂森等捐製之銅鏞鐘

本鐘造形與臺南開元寺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銅鐘相似，皆是上窄下寬。臺南孔子廟與彰化孔子廟分別有乾隆四十一年與道光十五年銅鏞鐘，也是臺灣聞名的古鐘。其餘有臺中萬春宮（咸豐九年，1859）、臺南彌陀寺（咸豐八年，1858），另在鹿港龍山寺亦見有咸豐九年（1859）鐵鐘以及鹿港鳳山寺咸豐丙辰年銅鐘。

特磬-南呂　特磬通器素面，大理石質，其中一側陰刻有「特磬南呂」之字。臺灣是日治時代初期才大量開採大理石並使用，[45]因此應是日治時代以後之製品。和臺南孔廟所見者比較，後者石質偏黑，而磬面也陰刻有龍紋。

此外，本廟內另藏有十六件大理石之編磬，十六件銅編鐘，收藏於庫房內，為近現代製品。銅編鐘上有年款，為民國六十六年的製品。

（六）  石碑

彰化孔子廟所見石碑共有九面，其中清代有七面、日治時代一面、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一面。其年代最早者一件是乾隆二十五年的「重修邑學碑記」，最晚者為民國四十一年「彰化孔廟重修記碑」。這個數字雖和臺南孔廟的三十四面石碑相去甚遠，[46]但在彰化縣古蹟中碑碣數量，也是數一數二。以下擇其重要者論述之。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立碑　一般係立於孔廟的東西兩側。根據研究，下馬碑始立於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詔令孔廟前置下馬牌，刻文為「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駐驕下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命過孔門者皆下馬；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再申「文廟前左右豎下馬牌，一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在此下馬。」[47]然而，各地孔廟下馬碑文字內容並未統一：曲阜孔廟係漢字碑「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永樂十五年刻）、北京國子監為「官員人等至此下馬」之滿文、漢文、蒙文、回文、托忑文和藏文六種文字、浙江慈溪文廟為漢字「一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福建安溪與山西平遙文廟為漢字「奉旨文武官員人等到此下馬」贔屭碑。[48]

彰化孔廟所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立碑

臺灣孔廟的下馬碑除了在臺南孔廟，彰化孔廟、左營舊城孔廟亦各見一方。左營舊城孔廟已嚴重毀損；彰化孔廟和臺南孔廟皆是滿漢文對照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滿文讀法：「bithe coohai hafasa cooha irgen I urse ubade jifi morin ci ebu」。

表 4：彰化孔子廟內所見碑碣資料一覽表

項次	名稱	位置	數量	材質	尺寸 （公分）	年款	年代	贊助者	施作 /作者	備考
1	重修邑學碑記	櫺星門內側右壁	1	花崗岩	高190 寬68 厚17	乾隆貳拾伍年	1760	張世珍	不詳	碑體中央斷裂
2	萬仞宮牆碑	櫺星門右側壁	1	花崗岩	長179 高57 寬14	乾隆辛巳年	1761	不詳	不詳	落款已風化，不易閱讀。碑體中央斷裂
3	臥碑	戟門右側內壁	1	花崗岩	寬172 高103 厚14	道光五年正月	1825	教諭蔡克全	不詳	碑體下方一長孔
4	下馬碑	櫺星門左側圍牆	1	花崗岩	高211 長42 厚8	無	雍正年間	不詳	不詳	碑體中央斷裂
5	重新彰化縣學碑記	櫺星門左側壁	1	花崗岩	高214 長100 厚15	道光貳拾年桂月	1840	李廷壁	不詳	碑體中央斷裂
6	重修彰化學兼造縣誌題捐官紳業戶各芳名數目碑	櫺星門右側外壁	1	花崗岩	高210 長102 厚17	道光貳拾年桂月	1840	地方之官紳業戶	不詳	碑體中央斷裂
7	重修邑學碑記	櫺星門左側內壁	1	花崗岩	高189 長76 厚10	光緒陸年己卯歲次	1880	齊履仁	傅端銓書	基本完整
8	重修戟門及櫺星門紀略碑	戟門右側外壁	1	大理石	寬101 高66	昭和八年祭酉八月二日鐫石	1933	李程氏等人	不詳	碑體上方有破損，其餘保存狀況良好
9	彰化孔廟重修記碑	戟門左側外壁	1	砂岩	高77 寬40.5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初冬	1952	省府財政廳長顯群	張達修撰 陳錫卿書	字體略見風化

「重修邑學碑記」　花崗岩長方形立碑，碑頂浮雕有雙龍拱碑紋，碑體字體為陰刻楷書。碑題「重修邑學碑記」，年款「乾隆貳拾伍年歲□□□□月」。內容主要是關於乾隆二十三年（1757）知縣張世珍調任至此，呼籲眾人捐輸重修孔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竣工，碑碣以記其事。此碑為記錄地方開發史之重要文獻。

「萬仞宮牆碑」　一般來說，清代文廟廟門前會有宮牆，又稱屏牆或照壁。最早的宮牆見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的曲阜孔子廟，清代時逐漸普及。宮牆原來是作為障蔽廟前穢物，用以擋住垃圾不使之進入廟門。由於孔子廟前門坊常以題字贊頌仲尼，故宮牆也逐漸被拿來題字以頌贊孔子。宮牆題字以「萬仞宮牆」最多，另也見有「數仞宮牆」、「宮牆萬仞」、「太和元氣」、「禮樂名邦」等。[49]彰化孔廟「萬仞宮牆碑」為花崗岩橫向石碑，上題有楷書陰刻之「萬仞宮牆」四字。其典故出於《論語‧子張篇》之「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意指孔子學問道德高深。彰化孔廟原來的宮牆在日治時期時，因市區改正計畫開闢道路而被拆除，僅存此碑石。此碑中段斷裂，目前以水泥嵌於戟門右側牆壁上，但風化嚴重，水泥亦已剝落。原有落款「乾隆辛巳年」（1761），但已風化不易閱讀。[50]

彰化孔廟「萬仞宮牆碑」

「臥碑」　材質為花崗岩橫碑，道光五年（1825）由教諭蔡克全所立，內容依順治九年通令全國之臥碑所刻。[51]一般臥碑立於明倫堂的左側，如臺南孔子廟即是一例。彰化孔子廟因明倫堂可能因戰爭而被炸，故所擺放位置並非原址。

彰化孔廟「臥碑」

三、彰化孔廟匾額與禮器文物的幾個問題

（一）彰化孔廟御匾風格探討

清代自康熙皇帝以後，各朝皇帝登基皆御題匾額並頒發給全國各所學校孔廟，然而中國大多數的匾額在文革期間皆遭到破壞。擁有五面皇帝御賜匾額的彰化孔廟，是臺灣除了臺南孔廟之外，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御賜匾額地點。從彰化孔廟該五面御匾形式來看，其共通特點是邊框皆作龍紋，額中上皆有「某帝御筆之寶」的璽印；此外，額面皆是由五片至七片不等的長方形木板拼接製成，為臺灣清代典型匾額工藝特徵。再經比對臺南孔子廟所見相同的五面御匾，匾額上中行字體風格完全一致，亦作片狀陽文字體，足見二地的孔廟匾額保存了完整的清代樣式。

雍正御筆之寶

乾隆御筆之寶

嘉慶御筆之寶

咸豐御筆之寶

同治御筆之寶

同時，進一步觀察彰化孔廟御匾上所見清代皇帝御璽，見「雍正御筆之寶」、「乾隆御筆之寶」、「嘉慶御筆之寶」、「咸豐御筆之寶」與「同治御筆之寶」。比較臺南孔廟五面相同的御匾上的璽印，可以察覺二者不論是就印面篆體書寫轉折、璽印的形式皆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然而，同中仍見其異，試析如下：

其一、彰化孔廟「咸豐御筆之寶」印框外的雙龍形態與臺南孔子廟略有差異。

其二、彰化孔廟的「同治御筆之寶」為印面凸起、字體作陰刻字處理，臺南孔子廟則是陽紋字體，且印面兩側附有雙龍。

這種差異並非代表匾額真偽，而是皇帝賜匾式（可能為親題、或由翰林院、南書房等所題），由內閣經各省傳遞御筆墨寶至臺灣各地府縣儒學，再由各地孔廟聘請各地木作匠師所製作，故在形式上有此些微差異。

（二）本廟所見早期禮器造形與年代分析

有關彰化孔廟雍正至乾隆年間的釋奠禮文物，文獻未見記載。若以臺南孔廟所藏早期釋奠禮文物判斷參考，當時很可能已使用青銅禮器。另參照康熙三十年（1691）《文廟禮樂考》所繪圖像，推測可能是彰化孔子廟早期釋奠禮文物的造形。

其後，嘉慶年間所置之禮器種類與數量，根據楊桂森〈制聖廟禮樂記〉一文：「籩之器百，豆之器百，簠、簋之器四十，鉶、豋之器十，爵之器二十有七，篚之器十有四，篚之器二。」[52]，則可知嘉慶十四年所添置的禮器共三百四十三件，唯文中並未載其材質。推測可能是以竹（籩）、木（豆）、和銅（其它如簠、簋、鉶、登、爵）為主。

道光時期彰化孔廟禮樂器種類與數量，在《彰化縣志》〈學校志〉有非常詳盡的記載：「禮器：銅簠四十，銅簋八，銅鉶一，銅豋一，竹籩八十，木豆八十，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錫爵二十七，銅酒勺二，竹篚九，祝版九，鐵庭燎六，黃緞傘一，黃緞扇一．樂器：大銅鐘一，銅春鎛鐘一，銅秋鎛鐘一，銅編鐘十六，石春特磐一，石秋特磐一，石編磐十六，大鼓一，足鼓一，搏拊二，足鼓一，柷十，敔一，琴六，瑟四，鳳簫二，洞簫六，龍笛四，笙八，壎二，箎四，笛六，麾四，節二，籥翟三十六。」[53]由此可知，本廟釋奠禮禮器，有簠、簋、鉶、登、籩、豆、犧尊、象尊、爵，共九類。除了籩、豆為竹木類，爵為錫質，其它皆以銅器為主。目前彰化孔廟所存的銅犧尊一件、銅象尊一件，古錫爵十八件，不排除是上述所記載的「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錫爵二十七」。至於樂器類，目前僅存銅鎛鐘一件，其它的大銅鐘，鎛鐘、編鐘，特磐，編磐等，皆已消失。

有關本廟所見的犧尊、象尊，是整個孔廟釋奠禮中，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在康熙年間《文廟禮樂考》、乾隆四十三年蔣元樞著之《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以及臺南孔子廟，皆見有象尊與犧尊，而且三者的造形相似。另筆者2012年8月於廣東省博物館所見一件明代鐵象尊，與《文廟禮樂考》、《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上的圖像造形，亦一脈相承。反觀彰化孔廟二件銅尊，其回首造形甚為罕見，較臺南孔廟的象尊與牛尊，更強調身體的體積感與肌肉感。從工藝來看，製作精美，設計極具巧思，可謂藝術精品。

四、結語

根據2013年9月30日以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頁資料，彰化縣境內共有四十二處，縣定（含國定）以上古蹟、七十二處歷史建築，總數共有一百一十四處，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資產。[54]其中，屬國定一級古蹟者僅二處，即彰化孔廟與鹿港龍山寺，彰化孔廟價值之高由此可見一斑。然而，有關單位對孔廟文物卻未付出同等的重視。因此呼籲應加強對縣內尚存的文物瑰寶，進行全面性的調查、研究、保存和修復工作。

相較於中國大陸所見的孔廟，因臺灣地處於漢文化之邊陲，開發較晚，故所建的孔廟年代皆不及於大陸地區，甚至不及於臺南孔廟。以全世界一千七百多所孔廟來說，目前僅剩下五百多所，其中能保存較完好的歷史面貌的僅幾十所。[55]在此前提下，彰化孔廟不論是建築、文物、或是歷史文獻材料，皆保存得相當完整，因此它的價值除了在於建築本身之美，也和臺南孔廟所反映的府儒學分庭抗禮，代表著地方縣學在臺灣清代早期的發展概況。

本文主要在探討彰化孔廟文物的歷史與藝術價值。另外，有關本廟古物在儀式上的使用情形，如釋奠禮中的角色，以及更進一步的文化意涵，則待日後進一步的調查。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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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7。

[2]　臺灣的官設孔廟共有13處。參考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建會之「孔廟文化資訊網」，網址http://confucius.culture.tw/temple/temple14 _1.htm，2011年6月5日點閱。

[3]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1年12月），ISBN：9789860315066。

[4]　[清]周璽，《彰化縣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頁113。

[5] 資料來源：周璽，《彰化縣志》；彰化縣政府，《彰化縣古蹟資料》（彰化市：彰化縣政府印，1986年），頁1-2；彰化縣政府，《彰化縣古蹟圖說》，頁10-23；楊永彬，〈彰化孔廟歷史沿革〉，頁5-21。

[6] 周璽，《彰化縣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頁113。

[7] 楊永彬，〈彰化孔廟歷史沿革〉，頁10。

[8] 漢寶德，《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臺中：境與象出版社，1976年），頁18。

[9]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方網頁，見「彰化孔子廟」一條，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點閱日期2013年9月30日。

[10] 楊永彬，〈彰化孔廟歷史沿革〉，頁14。

[11] 這個費用其實並不高。以雲林西螺廣福宮為例，在昭和十一年的重修使用了貳萬肆仟玖佰陸拾玖圓五四錢（見廣福宮昭和十一年重建牌記），而昭和十年重修的大稻埕霞海城隍廟來說，當時重修耗資總工程費支出為四千五十九元九十一錢。

[12]　周璽，《彰化縣志》，頁152。

[13]  中國自唐以後，歷代王朝規定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的上丁之日為祭祀孔子之日。唐‧劉禹錫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今四海郡縣鹹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

[14]　楊永彬，〈彰化孔廟歷史沿革〉，《彰化縣第一級古蹟彰化孔子廟調查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2002年），頁5。

[15] 《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鄭玄注：「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

[16]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17] 孔德平、彭慶濤、孟繼新，《祭孔禮樂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32。

[18]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頁16-19。

[19] 清高宗敕撰，《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1935年初版），頁1453。

[20] 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年第七版），頁520。

[21] 清高宗敕撰，《續通典》，頁1455。

[22] 感謝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志相老師提供祭祀相關之資料。

[23]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頁24。

[24] 周璽，《彰化縣志》，頁449-450。

[25] 周璽，《彰化縣志》，頁421。

[26] 周璽，《彰化縣志》，頁422。

[27] 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Ｏ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孔子廟，1984年）；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全臺首學資料彙編》（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印行，1997年）；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物資產出版社，2000年）；何培夫，《臺南孔子廟釋奠之美》（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年份不詳）；傅朝卿、孔廟委員，《臺南市孔廟文物清查報告》（臺南市：成大建築所執行，2005年）；黃翠梅（計畫主持人），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協同主持人），《臺南市國定（第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成果報告》，臺南：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執行，2011年7月；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1年12月）。

[28] 漢寶德，《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1976年。

[29] 黃世祺、黃惠美，《彰化孔子廟簡介》（彰化：彰化縣政府），1992年。

[30] 徐裕健，《彰化縣第一級古蹟彰化孔子廟調查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2002年）。

[31] 康原，《彰化縣第一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孔子廟》（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4年）。

[32] 彰化縣文化局、勤益科技大學，《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清查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0年），頁3、47。

[33] 李建緯（計畫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2年4月），頁36。

[34] 李建緯（計畫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36。

[35]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3。

[36] 周璽，《彰化縣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頁122。

[37] 本表關於北京市孔廟與南京市孔廟匾額資料，感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黃猷欽助理教授提供。

[38]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志相老師所提供資料。

[39]十二哲原為「十哲」，根據《論語》〈從我於陳蔡間〉一章中的弟子，計有「德行－颜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後，顏子配享為四聖，補上曾子，而曾子又配享為四聖以後，另又補上《論語》中的子张、有若，以及朱熹，因此乃由「十哲」改為「十二哲」。

[40] 野人，〈臺灣孔廟從祀賢儒調查〉，《臺灣風物》第8卷第6期（1959年），頁3。

[41]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283。

[42]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頁47-66。

[43] 鄭碧英，《臺灣傳統寺廟宗祠之研究》（中央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頁2-2。

[44]范勝雄，〈臺南孔子廟的釋奠儀節〉，《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第5輯》（臺南：日月出版社，1999年），頁104。

[4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華學術院臺灣研究所合編，《臺灣省通志‧卷六‧藝文志藝術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頁296-297。

[46] 黃翠梅、李建緯，《俎豆千古‧禮陶樂淑--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頁38-39。

[47]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210。

[48]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211-212。

[49] 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204-206。

[50]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化縣篇》，頁5。

[51] 楊永彬，〈彰化孔廟歷史沿革〉，頁6。

[52] 《彰化縣志》，頁449-450。

[53] 《彰化縣志》，頁140-141。

[54] 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2013年9月30日點閱。

[55] 孔祥林，《世界孔子廟研究》（上），頁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