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輔仁歷史學報》第30期，2013年3月，頁1-55
中文摘要
身為中國北方遊牧民族一支，建立遼的契丹民族雖承續了中國北方民族所開啟的黃金文化，但在工藝、使用方式與藝術品味上，遼代金銀器受到唐代金銀器的啟發更深，隨後並受到宋的影響。另一方面，契丹在金銀器的使用層面更廣，貴族甚至還將其功能延伸到喪葬文化中，而有了專為喪葬製作的網絡與覆面等明器。就遼金銀細金工藝種類來說，主要有錘鍱、敲花、鏨花、鎏金與纍絲……等。其中，契丹人偏好鏨花與敲花，特別是這些工藝效果在器表所形成的光影層次感，或在金銀器上所見的大量鏨刻圖案，線條流暢且一氣呵成，顯見當時金匠技術純熟，手藝高超。
透過近年新發掘的遼代考古材料以及對早年遼代考古報告的重新梳理，除了有必要對遼代金銀細金工藝再深入的檢視之外；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工藝的發展並非永恆不變的，而是有興衰，因此必須回到遼代考古材料中以釐清各階段工藝發展的差異性。通過考古出土遼代金銀器的觀察，本文指出幾個問題：首先，遼代各類金銀工藝在各階段發展具有差異性；其次，過去學界並未認識遼的焊珠技法，但藉由遼代早期墓葬出土的黃金飾品可知，此類製作難度極高的工藝仍然持續地使用，但在中晚期已逐漸失傳；再者，遼金銀器中運用大量的拔絲、纍絲、鎏金與錯金銀，雖是在中原金銀工藝的基礎上發展，但仍存在自身的特點。其中，以纍絲工藝所製作的小金球可能係受到西伯利亞的影響。
藉由分析遼代金銀工藝，我們可以更瞭解工藝不只是某種技術的發展軌跡，還是文化、品味、生產力共同交織下可見的「微觀文化」。工藝作為一種微觀的物質現象，不僅體現當時人們的品味，更揭露了宏觀的文化交流痕跡。
關鍵詞：遼代 金銀器 焊珠工藝 拔絲 纍絲 鎏金 錯金銀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Gold and Silver Metalworking Craft in
Liao Dynasty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bstract
As
one of nomadic tribe in the northern China, Khitan established Liao Dynasty and
started hereafter a remarkable culture of gold. Nevertheless, in view of craft
skill, workshop and art taste, Liao Dynasty was inspired by Tang Dynasty and
subsequently received an influence from Song Dynasty. But in regard to
application,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of Liao Dynasty were used in a way much
wider than Tang or Song Dynasty. For example, Khitan’s nobility even put gold
and silver wares to use in the funeral ritual. Technically and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craft skill applied in the Liao’s gold and silver wares included
hammering, chasing and repoussé, engraving, mercury amalgam gilding, wire
drawing and filigree. Among all the skills, “chasing and repoussé” and
“engraving” were the most appealing to Liao people because with these two
skills a special layering of light and shadow was created, which artistic
effect was loved by Liao people. Besides, another particular skill showing a
very high skill level of goldsmiths in this time was found in most engraving
artifacts which were with incredible smooth and coherent line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excavation findings and by reviewing early researches about Liao
Dynasty’s archeological material, it comes to u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with a deeper perspective about Liao Dynasty’s gold and silver art craft.
Moreover, as art craft development is dynamic not static, with ups and downs,
it is essential to come back to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n archeological artifacts of Liao Dynasty, this research sets
forth some point of views: first,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 should possess some
difference with each other; secondly, gold granulation work was discovered in the
artifacts of gold jewelry excavated from Liao’s tombs. And this art craft skill
was continued until the late Liao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a lot of skills
such as “wire drawing”, “filigree”, “mercury amalgam
gilding” and “gold silver inlay” although developed from the Central China,
still kept Liao styl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mong which the famous “gold
ball” made by “filigree” is likely to inherit an influenced from Siberian
style.
In
conclusion, “craft” is not merely a skill showing a track of craft development
but a micro-culture intertwined with culture, taste and productivity. A craft
as a micro-culture does not only reflect art tast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also reveals a macro culture with traces of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Liao Dynasty,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granulation, wire drawing, filigree,
mercury amalgam gilding, gold and silver inlay
從考古材料試析遼代金銀細金工藝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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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二、考古材料中所見遼金銀細金工藝種類與發展階段
三、對遼代「焊珠工藝」的再認識
四、契丹金銀器上的纍絲工藝
五、顏色的對比效果：鎏金工藝與金銀錯的運用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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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在中國金銀器的發展史上，遼代和唐代一樣同被視為兩個顛峰。就目前所知，遼代出土金銀器約有數百件以上，主要分布在內蒙、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吉林和北京地區，考古脈絡有墓葬、佛塔與窖藏。其中，以早年發現出土有大量金銀器的內蒙古赤峰大營子村遼駙馬贈衛國王墓最引人注目。[1]然而，一方面當時對遼代金銀器的認識不深；[2]況且尚無其它對應的考古實例可資比較，因此，對遼代金銀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考古材料累積的層次上。
1980、90年代以後，隨著幾座大型遼墓如陳國公主與駙馬墓、耶律羽之墓、吐爾基山遼墓的發掘，遼代金銀器的數量與藝術成就引起了世人的關注，1990年以後對遼代金銀器的研究能量於是迸發。最初是對遼代金銀器上的款識，進行金石學式的研究，特別是以一批1990年在英國倫敦展出鏨有遼太平年間款文的金銀器為對象，而發表了〈一批遼代金銀器的初步研究〉、[3]〈遼文忠王府金銀器小考〉、[4]〈遼代太平年間金銀器鏨文考釋〉（1993、1994）。[5]隨後，研究觸角轉向了遼金銀器的器型分類、紋飾來源與文化交流問題。從時間順序來看，有〈遼代金銀器上的鳳紋〉（1997）、[6]〈耶律羽之墓含域外文化因素之金銀器〉（1997）、[7]〈論遼代早中期金銀器的唐代風格〉（1999）、[8]〈遼代金銀器的器形紋飾演變及工藝〉（2000）、[9]〈契丹族金銀器的動物紋飾〉（2003）、[10]〈遼代金銀器的特徵及造型藝術〉（2006）、[11]〈遼代金銀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2006）、[12]〈契丹人的金玉首飾〉（2007）、[13]〈唐代金銀工藝對遼代金銀器的影響〉（2008）、[14]〈遼代把杯、折肩罐〉（2008）、[15]〈從契丹墓葬金銀器看古代北方草原金飾藝術〉（2008）、[16]〈黃金貴族－內蒙古三大遼墓及其黃金隨葬品〉（2010）、[17]〈北亞草原民族金銀器藝術－以契丹民族為主〉（2010）、[18]〈遼代金銀器中的漢風〉（2010）[19]……等論文問世。以上的研究，就遼代金銀器的分期、紋飾來源與意涵、形制分類與文化交流等議題，已見一定成果。但對於金銀器研究中最基本的工藝與技術之探討，卻一直停留在初步的分類、辨識階段，尚未從更廣的角度去檢視其間的傳承與變異問題。
在專書方面，除了《遼代金銀器》（1998）[20]一書，其它大抵上為西元2000年以後所發表，如《耀世金采：契丹王朝黃金瑰寶》（2006）、[21]《黃金旺族：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2010）、[22]《遼代金銀器研究》（2011）[23]……等；碩士論文有〈遼代墓葬出土金銀器歷史學研究〉；[24]外文則有Gilded
Splendor（2006）[25]……等。其中，朱天舒的《遼代金銀器》係第一本全面性的針對遼代金銀器出土情形、墓葬分期與器類演變規律、裝飾與紋飾來源、工藝特點、與唐代和域外間的交流關係等議題加以討論之著作，因此影響極深遠；然而，誠如張景明所指出，此書在資料收集、分類研究、功用與社會意涵方面討論或有不足，因此張氏於《遼代金銀器研究》一書中，特別強化了遼代金銀器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文化意涵以及外來因素等方面的論述。
綜觀上述的研究中，有關遼代金銀細金工藝的討論上，主要貢獻可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係針對其生產模式的討論，通過研究可知，遼代金銀器製作可分成官營作坊與私營作坊，官營作坊集中在宮衛的「斡魯朵」，主要是契丹所俘虜的漢族金銀匠師；另為因應廣大的社會需求，因此私營作坊因應而生，有自由的金銀匠作。[26]第二部份則是直接針對遼代金銀工藝的種類進行描述，相關著作有朱天舒（1998）、[27]張景明與趙愛軍（2000）、[28]趙瑞廷、康宇風（2008）[29]與楊小紅（2008）[30]。歸納其研究可知，遼金銀工藝種類有錘鍱、敲花、鏨/鈒刻、花絲、焊接、鎏金與鑲嵌……等技術，特別是遼初因襲了唐代金銀器工藝的優良傳統，故在鏨花、錘鍱與鎏金的表現上特別成熟。
但是，透過近年新發掘的考古材料，以及對早年考古發掘材料的重新檢視，讓我們對遼代金銀細金工藝的面貌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事實上，遼代與唐代的工藝亦存在著差異；另一方面，亦應體認到某一種工藝的發展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有興衰更替，因此應回到遼代考古材料中檢視各階段金銀工藝發展的差異性。
就「金銀細金工藝」的定義，《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金銀細金工藝和景泰藍》一書有以下的敘述：「金銀細金工藝的成品是以黃金、白金、白銀等貴重金屬（也有黃銅、紫銅）及各種天然的名貴寶石為原材料，經造型、紋樣設計和工藝加工製作而成的陳設藝術品和裝飾實用品。」[31]從工藝技法來看，金銀和銅鐵雖皆為金屬，但其加工概念不可混為一談，這不只是金屬本身量的多寡或價值上的高低問題，更是由不同材料特性所衍生出來的攻金之法。以青銅為例，其工藝大抵是通過鑄造的概念，藉由加熱將銅液注入陶範而成形、或經由鍛打讓材料得以更堅韌；相形之下，黃金與白銀等貴金屬因其材料優異、具高度延展性，可持續地錘鍱或彎折卻不斷裂，擁有極高的可塑性，因而發展出鏨雕、花絲等編織技法，甚至是衍生出專屬於黃金材質的焊珠工藝。因此，即便是金屬工藝如金銀、銅、鐵、錫等，順著材質特性的不同而會發展出相對適合其工序的技藝。透過這樣的思考，有助於我們更深入認識遼代金銀細金工藝的本質。
二、考古材料中所見遼金銀細金工藝種類與發展階段
目前遼代考古出土金銀器數量極為豐富，從年代來說可分成遼早期、遼中期與遼晚期。早期為耶律阿保機至遼景宗（907~982）；中期從遼聖宗至遼興宗（983~1054）；晚期從遼道宗至天祚帝（1055~1125）。[32]
目前已發掘的遼墓約1000座左右，就表1所見已公布出土金銀器的墓葬共73座（統計至2011年以前，不含窖藏或塔基），約佔遼墓總數不及十分之一。其中金器有308件、銀器有615件，合計共923件。[33]絕大部份集中在內蒙古與遼寧，兩地相加佔所有遼代金銀器比例的97%【圖1】。此概因遼貴族墓葬多葬於上京臨潢府（今巴林左旗）與中京大定府（赤峰市寧城），以及位於兩府所統轄的上京道與中京道的遼寧省西部地區。若分成三期，前期墓葬有33座，金銀器約660件左右；中期墓葬25座，約200件（佔前期三分之一）；晚期墓葬15座，約60件（佔前期不及十分之一）。[34]從數量的遞減可以明顯地看到金銀器有減少的現象。
表 1：遼代墓葬出土金銀器數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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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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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數
|
金器數
|
銀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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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百分比（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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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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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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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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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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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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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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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36
|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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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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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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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
10
|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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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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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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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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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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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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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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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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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4
|
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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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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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
308
|
615
|
100%（923）
|
從功能來說，遼代金銀器可分成生活器具或工具（器皿類、荷包、針筒、針）、喪葬用品（覆面、網衣、靴、靴底）、冠服佩飾（帶銙、蹀躞帶、冠、耳環、戒指、手鐲）、祭祀用品（菩提樹、舍利塔、淨瓶、經塔、咒文金銀板）與馬具裝飾（鞍橋、帶飾、纓罩、壓銙、鈴）五大類，其中，部份馬具金銀飾同時也具有喪葬性質。以材質來說，黃金多半製作成飾品類的戒指、耳墜與手鐲；白銀則使用在器皿、馬具與供器等。就來源方面，遼的金銀來源有採礦、納貢與貿易等。其中室韋（嫩江及黑龍江中上游流域地區）、幽薊地區山麓、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等地，皆有金銀礦的開採。[35]
（一）遼代早期
目前屬於遼早期、出有金銀器之地點有內蒙古、遼寧與黑龍江。代表墓葬有內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契丹女貴族墓、[36]科左後旗白音塔拉契丹墓、[37]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941年）、[38]赤峰大營子村的遼駙馬贈衛國王墓（959年）、[39]赤峰花根塔拉遼墓、[40]興安盟科右中旗雙龍崗M3遼墓、[41]興安盟科右中旗代欽塔拉遼墓、[42]敖漢旗沙子溝M1遼墓、[43]巴林右旗虎吐路遼墓、[44]巴林右旗查干勿蘇遼墓、[45]巴林左旗遼代祖陵M1陪葬墓、[46]克什克騰旗二八地M1遼墓、[47]涼城縣水泉M26、M27夫婦異穴合葬墓；[48]遼寧有康平縣後劉東屯遼墓、[49]康平縣後劉東屯M2遼墓、[50]康平縣沙金鄉張家窯M1遼墓、[51]朝陽前窗戶村女性貴族墓、[52]法庫葉茂台M7女性貴族墓（959-986年）、[53]法庫葉茂台M9、[54]法庫李貝堡遼墓、[55]阜新梯子廟M2、M3遼墓、[56]阜新縣水泉溝屯契丹石槨墓、[57]北票水泉M1遼墓、[58]建平張家營子遼墓、建平硃碌科遼墓、[59]錦州市錦縣張扛村M1女性墓；[60]黑龍江僅見一座墓，為龍江縣魯河新豐磚廠遼墓。[61]合計近30座墓。其中，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遼墓年代雖被定為遼代中期偏早，但從其出土金銀器造形與工藝來看，具有遼早期面貌。[62]
遼早期金銀器功能以生活器具、裝飾品與馬具三大類為主。在材質上，生活器具主要是以銀材質或銀質鎏金，少數高級契丹貴族則使用金器，而這些金銀容器造形與紋飾呈現極為濃厚的唐風。在裝飾品方面，則有黃金與銀飾品，而且等級愈高使用黃金的比例就愈高；馬具則以銀鎏金或銅鎏金為主。在工藝種類上有鑄造（casting）、錘鍱（hammering）、模衝（matrix-hammering）、敲花（chasing
and repoussé）、鏨花（engraving）、包金（gold plating）、焊金珠（granulation）、假顆粒紋（pseudo-granulation）、拔絲（wire drawing）與纍絲（filigree）、鎏金（mercury amalgam gilding）、焊接（soldering）、錯金銀（gold and silver
inlay）等【圖2-圖8】。[63]簡言之，唐代金銀工藝中的多數技術乃為遼所繼承。[64]
《契丹國志卷》第二十五卷之〈胡嶠陷北記〉中指出，胡嶠於遼上京見「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可知上京工匠以漢人為主，主要來自於并（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汾（今山西省汾陽市）、幽（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與薊（天津市之北，燕山脚下）等地的漢地工匠。在唐末至五代時期漢人金銀匠除了部份為契丹所虜直接為其製作金銀器外，也接受契丹貴族委託；此外，契丹人還透過納貢與貿易的方式取得漢人的金銀器。[65]因此金銀器上具唐風並不足為奇。
透過吐爾基遼墓出土的鎏金鏨花銀壺【圖9】的觀察，可以更瞭解遼早期金銀工匠技術水平。此鎏金鏨花銀壺上運用了打胎、鏨花、焊接與鎏金等程序複雜的技術。根據修復者楊小紅指出，此壺胎體是一件材料上錘打而成，只有壺柄出現以銀銅質地焊藥焊接之痕跡，而從內部觀察完全無焊接與台鏨痕跡，因此表面上的鏨花痕跡是在錘打成形的銀罐內灌滿膠後，依次進行花紋鏨刻、罐柄焊接與鎏金。[66]另透過器表鏨刻的流利線條，未見生硬斷續之刻劃痕跡，顯示其技藝高超且熟練，至於背景的魚子紋係主題紋飾完成後再加工。畫面雖然滿紋，但卻繁而不亂、主、地疏密有次，是一件極為成功且集合遼初金銀工藝大成的代表之作。
（二）遼代中期
目前屬於遼中期、出有金銀器之地點見有內蒙古、遼寧、河北和北京等地點。代表墓葬有內蒙古林西縣小哈達墓、[67]阿魯科爾沁旗道爾其格遼墓、[68]阿魯科爾沁旗柴達木遼墓、[69]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與駙馬墓（1018年）、[70]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71]科左中旗小努日木遼墓、[72]巴林右旗慶州白塔（1049年）；[73]遼寧則有新民巴圖營子遼墓、[74]建平沙金海遼墓、建平北二十家子鎮炮手營遼墓、[75]法庫縣葉茂台M23女性貴族墓、[76]彰午縣後新秋鎮東平村遼男女合葬墓、[77]朝陽姑營子遼耿氏家族M3、[78]朝陽北塔天宮（1032-1055年）、[79]喀左北嶺遼墓、[80]阜新縣遼平原公主墓（1051年）；[81]河北見於平泉小吉溝遼墓、[82]北京則有順義縣安辛莊遼墓、[83]順義淨光舍利塔基、[84]房山縣北鄭村遼塔[85]……等。另英國倫敦分別於1990與1991年展出的一批金銀器中，其中有21件為遼代金銀器。[86]從銘文來看，當中有17件（金銀容器與佩帶）屬於遼太平年間（1024-1028）遼文忠王府之祭器。[87]總計遼中期出土金銀器者計有10餘座墓，地宮或塔基不及5座。和遼代前期30座墓相比，本階段墓葬的數量明顯減少，但開始出於塔基或地宮的現象，表示本階段金銀器有作為佛教供器。
遼中期以後，除了少數如陳國公主與駙馬墓之外，其它墓葬金銀器的出土數量不豐，多被鎏金銅器取代，而出金銀器的墓葬總數亦減少。由於契丹人對金銀器需求極大，導致遼聖宗統和十年（992年）曾頒布「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胄、金銀、器玩。」而契丹貴族以大量黃金隨葬，故才會頒布禁令。從金銀器種類來說，除了生活器皿、裝飾品、馬具類持續使用，另新品類是作為喪葬用途的面具與金銀絲網絡。在工藝上有錘鍱、鏨花、敲花、鑄造、拔絲與纍絲、鎏金、焊接等【圖10-14】。工藝種類與前期差異基本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有大量銅器採用鏨花、鏤刻、或拔絲等金銀器常見的工藝，顯示出金銀細金工藝對銅器製作的影響，多數鎏金銅飾品亦是作為金銀器替代品。
（三）遼代晚期
目前屬於遼晚期、出有金銀器之地點見有內蒙古、遼寧、河北、北京與吉林。代表墓葬有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窖藏、[88]烏蘭察布盟豪欠營M6女性墓、[89]寧城埋王溝M4遼墓（1081年）、[90]赤峰市阿旗罕蘇木蘇木遼墓、[91]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溫多爾敖瑞山遼墓；[92]遼寧見於義縣清河門嵩德宮銅銚遼墓、[93]康平沙金鄉遼墓、[94]瀋陽新民遼濱塔塔宮（1110年）、[95]建昌龜山M1遼墓；[96]河北有豐寧五道溝門遼墓、[97]豐寧小皮匠溝遼墓、[98]易縣淨覺寺舍利塔地宮；[99]吉林在哲里木盟庫倫M1遼墓（1080年）。[100]合計近10座墓，另有窖藏或塔基近4座。金銀器出土地點的數量雖和遼中期相近，但已未有如遼早期耶律羽之墓、或遼中期陳國公主與駙馬墓伴隨大量金銀器的現象。
遼晚期的金銀器大多出於塔基或窖藏，從上述出土材料來看，金銀器總數也比早中期少，特別是金器更是稀有。就材質來說，除了寥寥可數的幾件黃金飾品，其它多屬銀器、銀鎏金或鎏金銅器。[101]就種類來說，生活器皿、裝飾品、馬具類雖持續使用，但已不多見，反倒是喪葬用的鎏金面具或鎏金金屬網絡盛行，而佛教用的金銀供器比例增加。雖然遼早期的部份金銀細金工藝仍持續使用，但整體的細膩度明顯不及遼早期【圖15-18】。以內蒙赤峰巴林右旗白音汗窖藏出土鏨花銀碗為例，其器表上鏨痕斷續而不流暢，且圖案設計亦明顯草率許多，一如張靜、齊東方所指出的「做工相對粗糙，器壁薄，器表凸凹，素面器較多。」[102]
這一階段的金銀器工藝所營造的效果反過來影響其它材質器物的表現，若干銅器的製作方式亦採用金銀細金工藝，例如內蒙古寧城埋王溝M4遼墓出土的銅質馬具未以鑄造而以敲花、鏨花與鎏金技法加工，從外觀上來看與金器幾乎難辨。此外，金銀器中的拔絲、纍絲工藝也被拿來製作殮屍用的銅絲網絡，如內蒙古烏蘭察布盟M6女性墓中出土的銅絲網絡，以0.5~0.8mm銅絲編綴而成。[103]
（四）遼代三階段所見金銀工藝種類
歸納筆者蒐集的遼代墓葬材料中的遼代金銀器工藝，各階段種類如【表2】所示。透過考古出土的金銀器研究工藝自然有其局限性：一是墓葬、窖藏或塔基出土金銀器僅是當時金銀器實際總量的一部份而已；其二，考古材料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考古新發現隨時可能會改變我們對過去的認識。針對這樣的疑惑，筆者認為，和中國考古出土各朝代金銀器比較，遼代墓葬與金銀器數量皆相當龐大，發掘工作與墓葬脈絡也保存得比較完整，從統計樣本的數量來說，相當程度上已足以反映當時的工藝面貌。其次，筆者也通過對宋代金銀器工藝的考察，作為遼代中晚期工藝變化之佐證。再者，如同歷史文獻只反映了歷史的部份真實；同樣地，考古材料雖也只反映人類的部份活動與思維，但它卻也代表了當時時空底下人們如何營造或建構他們生活的切片。雖然從墓葬出土的遼代金銀器具有殮葬功能，甚至有些是直接作為明器之用；然而，多數金銀器原來是服務於生者，是人們當時使用的器物，況且金銀工藝不會因為是明器或實用器的不同用途，便衍生出不同的技術。
表 2：遼金銀器中所見各階段工藝技法發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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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年代
工藝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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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早期
（90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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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中期
（983~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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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晚期
（105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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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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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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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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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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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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錘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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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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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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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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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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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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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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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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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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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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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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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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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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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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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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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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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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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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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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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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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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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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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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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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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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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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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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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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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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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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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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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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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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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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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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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金銀（錽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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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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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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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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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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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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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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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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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顆粒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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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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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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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可知，遼早期所見的金銀細金工藝種類最多，在製作態度上亦較中晚期更嚴謹，技法純熟。因多數工匠為唐代工藝的延續，故仍具有晚唐金銀工藝的基本面貌。遼中期以後，錯金銀與焊珠工藝逐漸步出舞台；遼晚期則未見有鑄造、包金、錯金銀、焊珠與假顆粒紋工藝。其中錯金銀與焊珠工藝的製作技術門檻最高，故在技術傳承上具有比較高的難度；此外，它們可能不符契丹人的品味，故兩種工藝在金銀器上逐漸消失。
工藝技術皆是在延續性的發展中，選擇前進或轉變－－金銀細金工藝亦不例外。以遼代來說，它是在唐代金銀細金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而非無中生有地突然出現。因此，我們既不能用一個整個「遼代」的概念套用在所有的工藝種類上，對其工藝的研究亦不能只侷限在靜態描述，它是一種動態的、隨著人們對金銀性質認識愈深而發展出來的技術與觀念。
雖然學界認為遼代係唐代金銀工藝的沿續，[104]但其間仍存在差異性。就金銀細金工藝與青銅、鐵器工藝的比較可以發現，凡能充份運用金銀沿展性的敲花與模衝、鏨花與鏤刻、拔絲與纍絲、焊珠與鎏金等工藝，皆為金銀器上常見的技藝。然而，在上述工藝中的焊珠、纍絲和鎏金，雖同樣見於唐與遼金銀器上，但遼代卻在唐代的延續發展下，具有其差異性的選擇與發展：如黃金焊珠逐漸從金飾上簡化而減少使用；纍絲卻有了更廣泛的使用，以金銀網絡的形式被大量運用在明器上，且金銀絲的交織結構演變的更複雜；至於鎏金則有著打破圖案框架，步向率性而豪邁的表現手法；此外，從戰國至漢代青銅器上大量使用的金銀錯工藝，在唐代雖一度沉寂，但是遼代卻再度於鐵器上復古此一工藝（錽鐵）。有鑑於此，下文將集中於這幾類工藝進行討論。
三、對遼代「焊珠工藝」的再認識
焊珠工藝又稱「黃金粟珠」、「炸珠工藝」或「粒化處理」，日文稱「細粒細工」，係古代金銀器上常見的一種難度極高的器表裝飾技法，指的是將細小之金珠（直徑通常小於1mm），以幾何、線狀與填塞裝飾局部的圖樣或營造量感之形式，應用於金器表面的一種特殊工藝。[105]這種工藝僅使用於黃金製品，銀製品則極為罕見。製作金珠不難，但要與器表焊接則存在一定難度。一般說法係將含銅碳粉的魚膠（或動物膠）將金珠黏在器表，然後加熱到攝氏880℃時，魚膠中的銅便會形成幾乎肉眼看不見的銅鍵，將兩器緊密結合。[106]
目前關於中國焊珠工藝的研究，已有相關論述發表。[107]內容旨在釐清漢代以前焊珠工藝自西方傳入中國本土的發展過程。至於唐代以後焊珠工藝的探討則基本是空白的；然而，實際上在遼代金銀器上仍見有焊珠工藝的使用。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遼代以前焊珠工藝的發展概況。
（一）遼代以前焊珠工藝的發展
關於中國金器所見最早的細金珠工藝，Emma
Bunker認為應出現於西元前四世紀末的鄂爾多斯地區的遊牧民族。[108]筆者曾撰文指出漢代以前焊珠工藝傳入中原有幾波：最初秦國曾出現過以細金珠（如春秋晚期陜西寶雞益門二號墓、鳳翔一號秦公大墓）串成飾件的黃金製品，但秦工匠係以鑄造的假顆粒紋取代真正的焊珠工藝。隨後，在戰國晚期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與鄂爾多斯（阿魯柴登匈奴墓）出現了真正焊接於器表上的焊珠工藝；而稍後在河北燕下都以及山東臨淄商王村墓地出土金器中亦可見到，並已是直接焊在器表上。此時焊珠方式係在器面上以點狀或線狀分佈為特徵，其傳入途徑如【圖19】所示。漢代之後，西方的焊珠工藝方真正在中國金器裝飾領域上充分展現，細珠愈來愈小；在東漢的金器上，金珠布滿器面【圖20，上】，這可能與兩漢時代驅逐匈奴並打通絲綢之路有關。在塞族、月氏族與大夏地區那種敷滿器表更繁複的焊珠風格影響下，不僅刺激了東漢金器上更複雜的焊珠與掐絲工藝的出現，更代表漢人的品味已從對溫潤玉質的喜愛逐漸轉向追求光影變化與繁複肌理的金器。[109]
六朝以後，金器以焊珠裝飾的範圍更廣，比例也大幅提高。皇帝甚至不得不下令禁止使用，如《南齊書》〈武帝紀〉載，永明十二年（西元493年）齊武帝臨終前詔曰：「金粟繒纊，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不得有違準繩。」以北魏包頭西河子窖藏出土的牛首與馬首布搖飾為例，在金器表面先以掐絲區分器面，並於金絲邊框旁焊接一排排的金珠【圖20，中左】；東晉羽人騎龍金飾件的表面亦敷滿黃金焊珠【圖20，中右】。和東漢比較，六朝所見的焊珠尺寸小而更規整，且罕有脫落現象，顯示黃金焊珠技法已更上一層樓。自六朝以後焊珠效果已廣為金器所使用，說明這種自西方傳入、具有異域品味的繁複黃金工藝，已被中國接受。
焊珠工藝在唐代達到顛峰。西安何家村出土金杯上的金筐寶鈿團花紋，金絲旁焊接以金細珠，並排列成連珠紋；同樣於何家村出土的金梳背則以金絲堆出花卉紋，於金絲內填滿大量細小的金珠【圖20，下】。唐公主李倕墓出土之金筐寶鈿佩飾【圖21】、1991年陜西省長安縣南襄王村唐寶皦墓出土的玉梁金筐寶細真珠裝蹀躞帶【圖23】，可謂是中國歷代焊珠工藝中的代表之作。以李倕公主墓金筐寶鈿佩飾來說，該飾件長77公分，以金銀為主體，並飾以綠松石、琥珀、珍珠、紅寶石、玻璃、貝殼、瑪瑙等。在金掐絲內填滿細如覓子的黃金細珠，不僅每顆直徑更小，且皆甚為飽滿，營造出繁複而具生機的器表效果【圖22】。其工藝與西方義大利的伊特拉斯坎（Etruscan）文化的黃金焊珠工藝相比，一點也不遜色。[110]當西方焊珠工藝自羅馬時代已逐漸失傳的同時，唐反而為此種工藝提供了另一處發展的肥沃土壤。
（二）遼代金銀器實物中所見的焊珠工藝
本世紀初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一對金耳墜【圖24】，顯示這種在唐代相當成熟的焊珠工藝，乃為遼金銀工匠承襲。在該對耳飾上嵌以綠松石的數十處方形掐絲周圍，皆以黃金焊珠環繞一圈。透過實物的觀察可發現，這些焊珠並非預鑄，而是將一顆顆獨立的小金珠焊接於器表上。除了吐爾基山遼墓之外，在內蒙古耶律羽之墓【圖25】、哲里木盟奈林稿遼代壁畫墓出土的金球【圖26】上亦見，說明這樣的工藝並非孤例。其中，奈林稿遼墓的金珠與關善明、孫機著之《中國古代金飾》中被定為唐代的嵌琉璃金球形式相近【圖27】，[111]但因後者並非考古出土文物，因此是否屬唐代仍有待證明。整體來說，這些器類皆屬契丹上層貴族流行的黃金飾件，可能是為遼服務的（漢人）工匠中技術翹楚者所製作。
比對唐代和遼代黃金焊珠工藝，存在幾項差異：遼金器上所見焊珠尺寸較唐代大，而且多是以連珠方式裝飾於金器局部或寶石周圍，不似唐代以鋪滿器表創造奢華細密的繁複效果為尚。唐代西安韓森寨唐墓出土的金筐寶鈿鴻雁銜枝金櫛，在寬7.5公分的梳背上，以金片掐出鴻雁銜枝圖案，而背景完全鋪滿金珠，焊珠細而飽滿，且未有明顯的金珠脫落現象。[112]其次，從考古材料和圖錄統計，目前唐代具有焊珠工藝的黃金飾品達數十件之強；相較之下，遼代僅於初期見到數件。因此，故工藝上來看遼代已不似唐代焊珠工藝的流行，精緻度也難以匹敵。
自遼中晚期以後，焊珠工藝已經非常罕見。一方面是技術門檻太高，也因魚子紋、假顆粒紋的製作更簡便而逐漸被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以後黃金焊珠工藝並未絕跡，仍持續使用。浙江湖州三天門南宋墓出土的金嵌松石指環【圖28】，指環上焊滿黃金小珠；同墓出土金水晶耳飾與金梅花形耳飾，在金絲花瓣上亦焊接以成排之金珠。然而，一是這些焊珠的尺寸大小不一，二是許多焊珠已自器表脫落，三是金珠焊接點極為模糊，顯示這種技術正逐漸地失傳中。雖然宋、元金銀器中偶見有焊珠工藝，但已遠非六朝、唐代金銀器上所營造的繁複而生機勃勃的表現。明清以後，此技法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各式纍絲技法的運用，或是透過線材的再加工以營造出顆粒紋的效果。
（三）遼代金器上的連珠紋與魚子紋——假顆粒紋的運用
所謂的假顆粒紋，即英文pseudo-granulation，最早係由Emma Bunker所提出。[113]其定義如下：「從黃金焊珠工藝衍生而來，也就是在器表以半球體的顆粒紋製造出近似焊珠工藝般繁複背景的手法。在中國，這種工藝最早見於春秋中晚期的秦公墓、秦雍城遺址和寶雞益門二號墓鐵劍金柄上之裝飾。值得注意的是，戰國以後的金器和青銅器上假顆粒紋就相對少見。」[114]然而，自唐代以後，金銀器中金珠工藝的使用頻繁，而在假顆粒紋的運用，如器表的立體連珠紋、或作為背景的魚子紋，皆廣泛被使用。
目前遼代金銀器表面所見的大量立體連珠飾，或是器皿折棱所見以立體連珠紋作為器面圖案之框架，不僅是唐代金銀器上連珠紋的沿續發展，也是焊珠效果的替代方案。觀察遼代金銀容器上的立體連珠紋存在兩種製作方式：一式和唐代同樣是鑄造為主【圖29】；另一式的連珠紋則是以衝錘方式製作【圖30】。以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金杯來看，器口部份連珠飾為預鑄，而器身的連珠飾則呈現不同作法：若從杯內側觀察可見這些連珠凹陷，從外側看則凸起，可能是以金屬圓鏨頭從器內向外連續敲錘所造成之特殊效果。這類製作方式，目前尚未在唐代金器上找到對應的例子。
這種假顆粒紋藝術效果不僅運用在器皿上，在耳飾、項飾或手腕飾也使用。內蒙古科右中旗代欽塔拉墓M3男女合葬墓出土的4件金耳環中，2件為摩羯造形，2件為勾形耳墜，在勾形耳墜上飾以金片包卷起來的小顆空心金珠，共三排。此外，戴迪安收藏【圖30】、遼寧阜新南皂力營子M1遼墓出土的金耳墜【圖31】，亦是以連珠的方式連成一排，在耳飾上構成三行。乍看之下頗似焊珠工藝，但仔細觀察，則可發現它們係模仿焊珠工藝而製作，亦即假顆粒紋的表現。
此外，在唐與遼金銀器皿表面，主題花紋背景戳印的許多小圓點紋，一般稱為「魚子紋」，亦屬假顆粒紋的一種。這種魚子紋並不需要春秋時期秦國那種鑄造凸起的假顆粒紋所需較高的難度，而係以空心圓鏨頭戳印，因此在製作程序上更省時，也更易於控制視覺效果。
四、契丹金銀器上的纍絲工藝
（一）拔絲與纍絲工藝
所謂的拔絲又稱「抽絲」或「拉絲」，即把黃金拉成線材的一種工藝。過去多以人力進行，現代則是將鑄造或鍛造的棒狀金屬擠壓進拔絲板中央的錐形細孔（方孔或圓孔），再從另一端小孔將細絲拉出。通常在抽絲過程中若施力不當，則極容易斷裂，而且愈細難度愈高。通常抽絲需經過好幾次至數十次的失敗才會成功，因此若無反覆退火，則金線極容易斷裂。[115]
纍絲工藝（filigree或wire work）又稱「花絲工藝」，日文則稱為「針金細工」，係以金、銀、銅線製作各種造形的做法。這種技法的使用是建立在拔絲工藝的基礎上，以線的交織作為表現頗似纖維創作，其手法有掐、攢、填、焊、堆、纍、績、編等。[116]
目前所見，契丹系統的金銀器使用了大量的拔絲與纍絲工藝【圖32】，特別是陳國公主墓的銀質網絡【圖33】，很明顯地是以拔絲工藝製成銀絲後，再將銀絲編織成衣服形狀，其直徑0.5-0.7m m，顯示其拔絲工藝很熟練，特別是線材相當長的金屬網絡，透露出遼代對於拔絲的製作具非常高的水平。其它共出的玉飾件亦以金鏈作為連結，而此類金鏈以金絲編綴出纍絲之效果。
若與唐代比較，則可以發現唐代並不盛行纍絲工藝。目前唐代所見的金銀飾品多是以錘鍱、鏨花或鏤花等技法加工，除了法門寺地宮金銀絲編籠子係以金銀絲編織而成，其它很少見到直接以絲材進行加工，或將金銀絲纏繞成特定造形；即便在器表上使用拔絲工藝，也多是將金絲折成紋飾或作為圖案邊框，焊接於器表作為掐絲之用，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櫛、[117]西安韓森寨金鈿皆然。[118]比較之下，遼代纍絲技法則同時運用在飾品與喪葬用具（網絡），而且往往可以見到非常細長的金銀線材。
（二）金球形飾的使用
在遼代纍絲工藝中，有一類以絲線為造形、被稱為「金結子」之球形飾件，經常與瑪瑙管合用，有時二球配三管、或是四球配三管。其製作方式係先拔絲製成金屬線材，加以彎曲後再焊接製成。
「金結子」造形可分兩類，第一類是結合拔絲與假顆粒紋形式，在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和哲里木盟奈林稿M2遼代壁畫墓出土一類的金球，係以「珠線」為連珠，並焊接成一小圓球體。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一條完整項鍊中，有5件多面體金珠【圖34】；奈林稿遼墓的7件多面體金珠【圖35】出土時分散，每件金珠直徑為1.7公分 。若以吐爾基山遼墓的現象觀察，則奈林稿遼墓的金球應是一組，而且可能為項飾的構件。其它出土地點還有遼早期的遼寧康平縣後劉東屯遼墓【圖36】（6件為銅鎏金，直徑1.1-1.7cm）、遼寧朝陽前窗戶村女性貴族墓（6件為銀絲球，以兩組五片花瓣對焊，直徑1-2cm）。從加工方式來看，這類球體是以珠線方式處理，加工方式如圖所示【圖37】，這種工藝能輕易地讓金絲形成以黃金焊珠焊接在一起的視覺效果，即前文所說的「珠線」。若將珠線環繞成一圈似甜甜圈的小金圈，並加以焊接，則會構成一顆由花瓣所構成的立體小金球【圖38】。
另一類金珠則是純粹以絲線為造形者。出土地點有遼早期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出於項頸）、花根塔拉遼墓2件（金質，直徑2.3cm）、科右中旗代欽塔拉墓M3男女合葬墓4件（出於女性項頸，金質，直徑1.6~1.3cm）、遼寧法庫葉茂台M7女性貴族墓2件【圖39】（金質，與三節瑪瑙管並出，佩於右胸）、陳國公主墓（金質，與三節瑪瑙管並出，佩於右胸）。另亦有銅質如遼早期內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遼墓2件（銅質，直徑1.5-1.7cm）、遼中晚期內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男女合葬墓1件（彎製成兩片花朵對接，直徑1.5-2cm）、遼末期赤峰阿魯科爾沁旗溫多爾敖瑞山男女合葬墓2件（銅質鎏金）。這種絲球的作法是兩組由金絲所彎製的六瓣或五瓣閉合花葉，折彎成半球體，並將兩半球對接，焊接成一球體。在球體兩端各有一小圓孔，係作為穿戴孔之用。
金球其實在戰國時代的北方以及漢代南方已見。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的一對金耳墜構件中，已見2件多面金球體，其中每一個圓孔皆鑲嵌有綠松石【圖40】。東漢以後，廣州先烈路龍生崗M4013、[119]江蘇邗江甘泉M2東漢墓、[120]以及湖南長沙五裡牌李家老屋M9東漢墓【圖41】（原為一串項鏈，共11顆，直徑1c m-1.5c m）亦見此類形制。[121]西元五世紀新羅國、西元六世紀的百濟國出土的金耳飾組件也綴有這類空心金球；忠清南道公州市武寧王陵出土的一串金項鏈，全部都是由多面體空心金球串成，每顆直徑約0.6-0.8c m左右，而且每顆小金球上皆焊有小金珠。[122]稍晚的隋李靜訓墓所出土的金項飾，亦為數十粒此類金球串綴而成。
關於漢代以前所見此類金球來源，孫機認為它們可能從西方傳入，但也不排除是中國仿製品。[123]林梅村同樣也注意到這種器物與西方的關係：法國考古學家Louis Malleret於1942-1944年在湄公河三角州南端的沃奧【圖42】（Oc Eo，即後來扶南國的前期，屬東山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一種多面金球的羅馬珠寶（大多是12面體，被稱為dodecahedron），[124]其直徑1.4公分 ，呈12面菱形，都有焊珠四枚，林梅村相信廣州金球是羅馬人積極展開東方貿易的產物。[125]
和隋代以前的大多焊有金珠或鑲嵌寶石的金球相較，遼的絲球顯得更加樸素，在材質上有金、銀與銅等，和前代以黃金為主體的選擇更多樣；在工藝方面，除了遼早期金絲球上零星見有焊珠，遼中晚期以後則以纍絲與焊接工藝製作；在造形上，係以五或六瓣花朵對焊形成球體，至於隋代以前金球則是以多個圓圈組成單一球體；此外，遼代金球也不崇尚鑲嵌寶石。這類器物在12-14世紀烏克蘭斯基泰人遺址也有發現【圖43】，學界認為與遼所見者存在連繫。[126]從製作工藝與造形來說，隋代以前的金球係由多個圓圈、焊珠與寶石共同組成的多面球體，與遼代使用纍絲和珠線處理的概念不同，因此遼的金球並非直接繼承隋代以前金球的傳統，不排除受到外來影響下的產品。無獨有偶地，從遼墓出土的心形與T型墜飾、琥珀和玻璃器來看，契丹人與地中海、波羅的海、伊斯蘭等地保持著緊密的商貿與文化交流關係。[127]
五、顏色的對比效果：鎏金工藝與金銀錯的運用
（一）鎏金工藝
所謂的「鎏金」是先把鍛成薄片的金箔剪碎，放入坩鍋加熱至400℃ 後倒入汞，通過攪動使汞相溶，形成銀白色之「金泥」，然後將金泥均勻地塗到器物上用炭火烘烤，金泥中的汞在烘烤中蒸發，器表上只留下黃金，金泥顏色也由最初的銀白色變成金色，再經刷洗、壓光後即完成鎏金工藝；[128]由於此鍍金過程使用到火，故又稱為「火鍍法」（fire-gilding）。[129]此項工藝適用於紅銅、銀與含鉛、錫量不超過20%的青銅器。[130]有關鎏金的用金量、工序與操作問題等，可參考高魯冀根據清代《工程作法則例》復原的成果。[131]由於鎏金能讓青銅看起來像黃金，成本也遠比純金低，因此從戰國以後一直到唐宋時期，鎏金技術廣受歡迎。
東周時期被視為是鎏金工藝出現的時期。邦克（Emma
Bunker）認為東周時期汞齊鎏金的出現，與道士煉丹求長生有關：除了紅色硃砂是提煉汞的來源之外，道士在煉丹求長生時可能意外地發現人造金的化學程式。[132]在漢代，鎏金被大量地運用在銅器上，特別是生活用具、車馬器等無不鎏金。其使用方式係將全器施以鎏金，讓銅器或銀器看起來與黃金製品無異，試圖創造金碧輝煌的尊貴效果。漢代鎏金的盛行可能與黃金開始作為一種象徵永恆有關。比起戰國，漢代鎏金器數量更多，使用器類更廣，而且使用層級不限於貴族，平民若財力許可也使用。這種新發展一方面與黃金裝飾概念更普及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漢代的黃金已發生新的意涵，即「黃金入藥」概念的出現有關。[133]
到了唐代，鎏金的運用發生變化。一則是唐人品味受西域的影響，貴族開始流行使用各式多曲杯或高足杯等銀質器具，而對白銀顏色的偏愛也讓鎏金的施作不強調塗滿全器以創造純金效果，反而演變成在銀質器具局部，如主題圖案上施以鎏金技術以造成金銀對比效果。
由於契丹民族極為喜愛黃金的顏色，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在其銀器、銅器表面廣泛地運用鎏金技法。在製作的概念上，遼沿續了唐人品味，亦於銀器表面以鎏金突顯主題紋飾，而主體紋飾也經常使用鏨花、隱起的敲花工藝，讓主題紋飾既能突出器面有立體效果，同時也有黃金光澤，與銀質背景作為對比【圖44】。但是遼代鎏金施作方式，其塗抹卻經常逸出圖案框外，刻意產生一種比唐代更為隨意的、不拘的粗獷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具或銅器上，鎏金的使用仍以塗滿全器創造出金器效果為主【圖45】。
（二）錯金銀工藝（錽鐵）
中國早期有關金銀器表面處理的工藝中，除了盛行營造出黃金質感的鎏金技術，另也強調器物表面顏色對比的視覺效果，在這方面係以「錯金銀」工藝為代表。錯金銀也稱「嵌金銀」或「黃金鑲嵌」，「錯」字見於《詩經‧小雅‧鶴鳴》：「它山之石，可以攻錯」，其義為以厝石加以磨錯使之光平。[134]就所有金銀細工來說，錯金銀是其中最複雜，亦最具視覺效果之技法（顏色相間、紋飾錯落），是中國本土誕生的金銀細工中的最高成就。從戰國時期至漢代盛極一時，特別是帶鉤與青銅車馬器是錯金工藝的主要器類，飾以錯金銀之器往往富麗，且深具世俗性。但是在六朝至唐代，錯金銀工藝卻逐漸沒落。
遼代也偶見錯金銀一類之工藝，相關材料見於河北豐寧小皮匠溝遼墓的錯銀鐵馬鐙、赤峰大營子駙馬贈衛國王墓的錯金銀鐵茅與錯金銀鐵馬具、耶律羽之墓的錯金鎬形鐵器等。以駙馬贈衛國王墓的錯金銀鐵矛為例，矛細長如柳，兩葉順長嵌有金銀線各一。這種在鐵器上錯金銀飾之技法，在清代稱為「錽鐵工藝」。清代所見嵌金絲者稱為錽金，嵌銀絲稱為錽銀，主要流行於西藏、蒙古地區，運用於鋼鐵兵器、日常用品或建築上的小件鐵器。[135]其製作工序為鑄造、鍛打、鏨刻、拔絲、掐絲、填絲、錘打、铆合、焊接等。[136]和中國先秦至漢代錯金銀工藝所不同的是，遼代的金銀錯技法運用在鐵器上，所鑲嵌的金、銀係以線材為主，和漢代以前的片狀、大規模地環繞於器表的金銀片造形有所差異；此外，漢代以前的錯金銀主要係以銅器表面預鑄凹槽的方式製作，和遼代的錽鐵工藝中在鐵器鑄造完畢後，事後再刻畫並嵌金銀絲之作法有所區隔。
六、結論
透過考古材料，本文檢視了遼代金銀工藝在各階段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中以焊珠工藝、錯金銀工藝是遼早期和其它階段最大的差異；其次，過去學界並未認識到遼代有焊珠工藝的存在，但幾座遼代早期墓葬出土的帶有焊珠之黃金飾品，顯示此類製作難度極高的工藝仍然使用；再者，遼金銀器中運用大量的花絲工藝與鎏金工藝，創造出複雜的編織與顏色對比效果，特別是在許多喪葬用金銀器如金屬網絡和面具，大量運用此兩種工藝，顯示出和中原偏好將此兩類工藝使用在生活用品之習慣，而產生區別。透過遼代金銀細金工藝的分析，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當我們對各時代金銀工藝種類予以識別的同時，它不應只是「鏨花」、「焊珠」、「鎏金」等如同標籤一般的名稱認識，還涉及到某一特定工藝的效果，例如，唐代的焊珠工藝與遼代的焊珠工藝，從字面意義的角度來看並無二致，但若回到這種工藝在金器表面上的效果來看，便會發現兩者不能一視同仁。因此，工藝應注意到作品所呈現的精緻度與純熟度的品質問題。
其次，透過對遼代金銀工藝現象的歸納可知，某一時代的工藝發展除了可用「生命史」一般的從萌芽、發展、茁壯到衰退的概念進行類比，它更是一種選擇性的問題，是對某種效果製作方法的選取。例如，鑄造工藝見於金質手鐲；敲花、鏨花工藝使用在首飾、器皿與面具；拔絲、纍絲工藝則運用在飾品、喪葬用具（網絡）；鎏金以器皿、馬具最常見；模衝僅出現在摩羯形耳飾；包金銀常用於冠飾服飾、馬具，以較薄的金銀片錘鍱包覆於器表。因此，當某些工藝效果被喜愛，它就會得到更多的關注而延續發展；當某些技術不符需要時則曇花一現；更有些技術則既契合其物質特性也呼應人類需求而被保留，並發展出完整的成器之道，亦從而衍生出各種技術論述。[137]也就是說，不同種類的工藝技術不僅是名稱與分類上的識別差異，更是人類在與物的長久對話中所產生的時間痕跡。
最後，「工藝」經常被視為一種具有唯物的、形而下的物質性層面，它涉及到的是人類勞動與生產技術的問題。然而，透過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 b.1932）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發展的分析，他點出了早期中國東部與西部不同物質文化間所透露出不同心智觀念，此種具有文化結構觀念的詮釋為我們在工藝研究上指點了一種與心智連結的明道。[138]他認為文化的技術與世界觀之間存在著聯繫，對他來說「考古遺存是人類對世界分類過程的產物，而風格與社會進化的過程也是彼此關連著。」因為「儘管由於物質本身的侷限性使其線索難免不足和發生了變形。……不同環境下對事物的不同利用方式重塑著人們行為的意義大廈。」[139]因此，藉由分析遼代金銀工藝，我們可以更瞭解工藝不只是某種技術的發展軌跡，還是文化、品味、生產力共同交織下的可見「微觀文化」。工藝作為微觀的物質現象，不僅作為人們品味的展現，更揭露出更宏觀的文化交流痕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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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偉，〈遼代太平年間金銀器鏨文考釋（上）〉，《故宮文物月刊》總129期，1993年12月，頁4-23；韓偉，〈遼代太平年間金銀器鏨文考釋（下）〉，《故宮文物月刊》總130期，1994年1月，頁100-107。
[25] Shen
Hsueh-man, Gilded Splendor: Treas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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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遼史》卷六十的〈食貨志〉（下）指出：「坑冶，則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采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見[元]脫脫等撰，《遼史》元至正刊本，臺北市：臺灣商務，2010年，頁21-338。
[36]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通遼市吐爾基山遼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頁50-53；塔拉、張亞強，〈解開墓主身份之謎─吐爾基山遼墓發掘紀實〉，《中國國家地理》第42期，2004年11月號，頁96-105。
[86] Christian
Deydier，《御用黃金萬寶(一)》Imperial Gold from
Ancient China,
Oriental Bronze Ltd., Christian Deydier, 1990; Christian
Deydier，《御用黃金萬寶(二)》Imperial Gold from
Ancient China part II, Oriental Bronze Ltd., Christian Deydier, 1991.
[104] 朱天舒，《遼代金銀器》；張景明、趙愛軍，〈遼代金銀器的器形紋飾演變及工藝〉，頁39-45；張景明，〈遼代金銀器的特徵及造型藝術〉，頁65-70。瑞廷、康宇風，〈唐代金銀工藝對遼代金銀器的影響〉，頁118-121。張景明，《遼代金銀器研究》。
[106] Hermann Schadt, Goldsm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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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107] H. F. E. Visser, “Some Remarks on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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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8.；Emma C. Bunker,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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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mma Bunker,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p.46.
[110] Hermann Schadt, in Goldsm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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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mma Bunker,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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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L. Malleret在沃奧發掘的考古材料後來於1959-1963年共發表了七卷本的《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記》見Louis Malleret, L’archaéologie du Delta du Mekong,
Paris: École fra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59- 1963, 4 tomes en 7 vils. 筆者並未能取得該批材料，相關訊息係轉引自林梅村文章。
[129] William Watson, “Gold,” in Chinese
Art: The Minor Arts, N.Y.: Universe Books, 1963, p.12.
[132] Emma Bunker,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pp.47-48.
[133] 如《史記‧孝武本紀》載：「祠灶則致物，致物而月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東漢王充《論衡‧道虛篇》已提到「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周易‧參同契》提到「金性不敗朽，故為外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抱樸子內篇‧仙藥》：「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
[138] David Keightley, “Archaeology
and Mentality: The Making of China,” in Representations, 18
(Spring 1987): 91-128.
[139] David Keightley ,
“Archaeology and Mentality: The Making of China,”, p.93.中文譯文見吉德煒著，陳星燦譯，〈考古學與思想：中國的誕生〉，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6年），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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