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香乍爇，瑤宮蒙熏 --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

本文載於，〈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王志宇主編，《2012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2年11月，頁117-151。

論文摘要

在臺灣所有媽祖廟中，彰化南瑤宮係清代臺灣媽祖信仰之四大中心。因其地位崇高，故廟中所藏文物數量眾多。根據調查報顯示，南瑤宮現存日治時代以前之古物高達百餘件，其中，香爐數量在中部地區廟宇可謂數一數二；可惜的是，由於多數無年款，故其年代與其意義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試圖透過歷史文獻、以及與臺灣傳世紀年香爐進行類型比對，指出南瑤宮10件古香爐的合理年代範圍。從材質來說，有石、錫、木與陶，除了少數為清中期，其年代以清晚期至日治初期（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初），產地則以臺灣為主。這批香爐年代的集中性，可能與臺灣在清晚期至日治初期人口成長、臺灣廟宇信徒倍增有關：一方面，信徒的增加使得對廟宇的捐贈行為大幅成長；另一方面，因廟宇擴建、增設配祀神明，也產生設置大量香爐的需求。此外，和鹿港寺廟中有大量自大陸南方進口的瓷爐、銅爐現象不同的是，南瑤宮古香爐產地係以臺灣本地為主，說明了香爐產地與地緣有著呼應的關係。最後，南瑤宮與臺灣地區其它香爐或器物具相似風格，說明可能受相同之造形成規或模組概念之影響。

關鍵字：南瑤宮、香爐、器物類型、風格、年代、造形成規

Ancient incense burners of Nanyao Temple located in Changhua County of Taiwan
– A research on its form, period and meaning

Lee, Chian-wei*

Abstract

Among all Matsu Temples in Taiwan, Nanyao Temple located in Changhua County is one of the four faith centers during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of its high religious position, a large amount of artifacts are found and kept in this temple.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in Nanyao Temple, over one hundred of artifacts dated back to the era even before Japanese occupation, among which the incense burners, it may be said, represent one of the largest quantities of temple artifacts in central Taiwan. Unfortunately, most cannot be found the period and still wait for further study.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stimate the period of 10 incense burners of Nanyao Temple by studying through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by category comparing between these undated incense burners with dated ones. In our findings, first, in terms of material, the incense burners of Nanyao Temple are made of stone, tin, wood or pottery clay. In addition to few incense burners estimated to be made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most should be estimated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ra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n other wor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is phenomenon that most are made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nd a doubled number of believers. On the one hand, the increase of believers made a substantial growth of donati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emple expansion, a great demand for incense burners was appeared. Secondly, most incense burners of Nanyo Temple are made in Taiwan. Compared with Lukang Temples where the incense burners mostly were ceramics or made of copper and imported from the south of China, the incense burner of Nanyao Temple is made locally. It explains that the origin of burners reflects somehow the geographic factors. At last, it is found the similar style of burners in Nanyao Temple and other temples in Taiwan. It is likely to show an effect of the concept of manufacturing in terms of “convention” or “module”.

Key Words：Nanyao Temple、incense burner、type　of  artifacts、style、period、convention of form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南瑤宮位於彰化市南瑤路43號，入口牌坊面對中山路（即臺一號省道）。正殿主祀天上聖母、配祀有千里眼、順風耳與太子爺；正殿左右護龍同祀有長生祿位、鄭成功、神農大帝；後殿同祀觀音佛祖、註生娘娘、福德正神、文昌帝君；第四進的天公殿則祀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與廣澤尊王。過去彰化縣城有兩座媽祖廟，一為「內媽祖」，位於永樂街，係官建之媽祖廟；另一座為士民同建之媽祖廟，即南瑤宮，因位於南門外，故又稱「外媽祖」。南瑤宮雖非官建之廟、又未建於彰化城內，較為偏僻，但在清代，南瑤宮與大甲鎮瀾宮、北港朝天宮、臺南大天后宮並稱為臺灣媽祖信仰的四大中心。[1]南瑤宮共有10個媽祖會，其成立年代都在清代，會員遍布於臺中、彰化與南投，係中部媽祖信仰的中心。[2]

南瑤宮以其建築特點聞名，三川殿、正殿和後殿的風格不一。三川門與正殿分採硬山與歇山重簷式之傳統建築手法，後殿的觀音殿則採中西混合式的建築造形。本宮三川殿與正殿石雕係由知名的泉州惠安石匠蔣馨監作，特別是廟門雕刻藝術極其精緻，突破石材限制，見有陰刻、淺浮雕、高浮雕、透雕各類技法，為臺灣地區廟宇石雕藝術代表作之一。[3]

此宮除了建築具極高的藝術成就，古物也相當值得注意。根據筆者執行之《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2），共登記文物百餘件，數量堪稱彰化古蹟中數一數二者。[4]從種類上來看，以匾額、供器（香爐）、神像、家具、出巡文物與符印版最多，其放置地點分置於寺廟內和本宮之媽祖文化館二處。南瑤宮因香火鼎盛，供器多為各地信徒所捐贈，有爐、燭、瓶，其特點是錫器特別豐富。經初步觀察，各類供器中屬日治時代以前之香爐有10件之多。這批材料雖然豐富，卻被南瑤宮的歷史、信仰、宗教團體與建築的名氣所掩蓋。

就香爐的角色來說，因主要是作為輔佐宗教儀式的供器，通常是廟方自製或由信徒捐贈。廟方香火愈旺、地位愈崇高者，香爐的種類與數量就愈豐富。相較於匾額捐獻者多具官方身份，臺灣廟宇中香爐捐獻者身份則多屬百姓或商人，或為廟方自製。在經濟基礎許可的前提下，信徒捐爐以積功德，而其奉獻時機通常是廟宇增建或重修各殿之際。雖然香爐與匾額、神像皆屬非消耗性物品，但是一旦廟方重修或重要場合，便會將香爐汰換成更豪華、或更具持久性的材質。因此，香爐代表的是廟方的經濟資本，同時也見證了廟宇各時代的歷史—在為數不少的實例中，廟宇的建築或神像已翻新，但卻可見到早期香爐的遺留，足以彌補文獻之闕漏。

然而，臺灣寺廟香爐因數量眾多、製作簡單，品質上難敵博物館珍藏的精緻工藝美術品，故過去一直未受到學界青睞。日本民藝理論家柳宗悅指出，專為貴族設計的工藝美術，造形雖具洗鍊感，卻也帶有某種纖弱感，可說是過於洗鍊又易於缺乏強韌。無庸置疑，匠人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技巧，可是纖細意味著纖弱，其形態、加工、紋樣都是病態的，纖巧的、複雜的，一筆一畫也不出錯同時卻也抹煞了作品的生氣。[5]相較之下，民藝產品必須是滿足民眾全部生活需要的器具－－本文所探討的寺廟香爐即屬此類範疇。由於它們需要被大量生產以服務多數民眾，必須以組織化生產完成，也需要系列化的工具與大量勞動，而分工常常是與之而來的條件。[6]民眾的生活是活潑的，因此民藝作品是具有活力的，又因是實用之物，其結構是結實的、具良好的體態，是與專為貴族所用富貴之器相對應而存在的，其造形是一般民眾審美觀的反映。因此對臺灣香爐的研究，也適以考察早期臺灣民眾的一般美感。

有鑑於此，本文乃針對這批過去未被關注、甚至部份未被發表過的香爐，透過歷史文獻考證、形式分析，以及與臺灣地區其它寺廟現存具年款之同類型香爐比對，以確認其可能的年代範圍，並反思這批香爐之歷史價值。

（二）南瑤宮的調查與研究現況

作為中部媽祖信仰的中心，南瑤宮文獻材料成果相當豐碩，如信仰、祭典、地方開發等文章眾若繁星，此不羅列。在調查報告或與歷史相關者，有〈彰化市的內媽祖和外媽祖〉（1980）、[7]〈彰化縣南瑤宮—信仰遍中部的寺廟〉（2006）、[8]〈日治時代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2007）、[9]〈南瑤宮笨港進香考釋〉（2008）[10]……等。在專書方面則有彰師大地理系所編纂之《彰化南瑤宮志》（1997）、[11]《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2002）、[12]以南瑤宮作為信仰圈研究對象的《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2006），[13]以及碩論《彰化南瑤宮石雕裝飾藝術研究》（2011）[14]……等。

其中，以《彰化南瑤宮志》（1997）和《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2002）為目前比較完整的調查研究報告，對本宮文物亦多所著墨。其中，《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之〈文物〉一節，詳列了宮內之神龕、神桌、香爐、匾額、門額、柱聯、碑碣文物之內容、位置示意圖與照片等訊息。[15]在香爐方面，此書雖記錄總數高達24件，一是現代製品皆一視同仁地被收錄於其中，部份藏品因收於庫房故被忽略而未載；一則是除了帶年款的香爐有標示年代，其餘香爐並未進行年代判斷。

對於未帶款香爐年代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在歷史文獻缺席、無寺廟文物帳目可資參考的前提下，通常是通過與形制相似香爐的比對或是器表上的特定圖像或裝飾，作為年代判斷依據。有關類型與風格之定義，張光直指出「可以反映左右古人行為的文化。類型是指器物製作者努力使其作品符合的形式；風格是一社群中影響器物製作者行為的一種審美標準。」[16]又「被按照其物理的特性非為不同的、據信是具有文化意義的類。而這些不同的器物類型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排列組合又恰恰表現了某些內在的、有規律的文化關係來。考古遺物的這種很小的物理特性的變化被分為類型（type）；一群類型代表文化演變的一個時期或階段。」[17]這種認為器物類型風格反映某種時代特徵的方法，同見於藝術史風格分析，但是藝術史的風格則更強調作品形式發展的內在邏輯。由於考古類型學主要是建立在陶器的分類上，而作為生活用陶的形式與時代變化敏感度通常要比宗教類文物高，因為宗教文物需保持外形上的穩定度，如神像的風格演變比陶器要來得慢，否則很容易失去它對信徒的符號辨識性。因此，當我們單獨使用類型學作為年代判定依據時應更謹慎，否則很容易會有誤判的現象。

其實不論是藝術史風格分析或是考古類型學，其所提供的年代是一種相對年代，因此只能視為時間上的某段「範圍」。若年代要更精確，在器物無年款的前提下，需有可信度高的文獻作為佐證（如廟志）。以香爐來說，在民間積德、還願以及和廟方交往的觀念下，信徒會選擇在廟宇重修的時間點捐贈供器、家具、儀式用器等文物，在此前提下能提供了廟宇內古物年代判斷的參考。特別是香爐這種禁忌性高的文物，原則上不宜經常更換，惟有在寺廟大幅度的改建或擴建的前提下，才允許汰換。因此，香爐製作、捐贈年代往往會與廟宇的重修、重建或重大事件互相契合。有鑑於此，在欠缺年款的不利條件下，除了可透過香爐類型與器表上的母題比較之外，廟宇之建廟與重修年代亦能提供香爐斷年依據。以下進一步梳理南瑤宮之歷史。

二、南瑤宮歷史沿革

    （一）創建年代的爭議

關於南瑤宮的始創年代，一般是以雍正元年[18]與乾隆三年創建[19]二說為主。傳說諸羅縣笨港南街的楊姓（謙）工人攜帶媽祖香火，在南門外應募瓦磘工作，其攜帶的笨港天妃廟之香火極其顯應，受民眾信仰，故共同奉祀於福德祠內。乾隆三年莊民陳氏捐獻土地建茅屋奉祀，同年總理吳佳聲、黃景祺、林君、賴武發起募資興建廟宇，並雕塑五尊神像，取南門之「南」，瓦磘之諧音「瑤」，定名為「南瑤宮」。[20]其後，因南瑤宮分靈自笨港天后宮，故有前往笨港謁祖進香之活動，並在駐駕天后宮之前，先探視楊謙子孫。日後，南瑤宮贈楊家媽祖神像，因楊家絕嗣後遷祀笨港水仙宮。[21]

關於南瑤宮始於雍正元年與乾隆三年之說，存在一些矛盾。首先，彰化於雍正元年設縣，此時尚未有城牆（雍正十二年方植竹為城，而彰化建立磚城係於嘉慶年間），更遑論有「南門」（宣平門）之外的說法；其次，乾隆五年（1740）劉良璧的《重修臺灣府志》、[22]乾隆十二年（1747）范咸與六十七的《重修臺灣府志》、[23]以及乾隆三十九（1774）年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24]皆未見南瑤宮之記載。其中，乾隆五年（1740）的《重修臺灣府志》卷九〈典禮〉提到彰化縣「天后廟，在北門內」，而未述及南門外有媽祖廟之事。

直至道光年《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中，方見「天后聖母廟……一在邑治南門外尾窯。乾隆中，士民公建，歲往笨港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應。」[25]因此卓克華便對雍正元年與乾隆三年之說持保留態度，而以乾隆十四年為合理年代。[26]此說也為其它研究認同。[27]綜觀上述，本宮以乾隆十四年建廟為合理說法。

（二）廟宇建造與重修歷史

本宮相關歷史沿革主要可分成幾個段落，分別為乾隆年間的建廟、嘉慶年間的重修、道光年間的重修、同治年間的重修與增建、光緒年間的重修、大正年間後殿的增建與重建正殿、昭和年間三川殿的重修以及民國以後的增建與修復等事件，分述如下：[28]

1.乾隆年間建廟之始

根據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本宮於乾隆十四年（1749）建廟，由彰化縣士民倡議所建，但當時廟址窄小，不滿10坪。本宮所見最早的「澤被東寧」（有「乾隆參拾九年甲午立」之款）與「廣敷四海」（有「乾隆叁十九年甲午立」、「民國七十五年重修」之款）二匾皆為乾隆三十九年所獻，故可能在此時曾有重修，但無史籍可證。

2.嘉慶年間重修

嘉慶七年（1802）時彰化鄉紳倡議再建，廟基拓寬五倍（見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本宮位於田都元帥廳內有一件面心兩側翹起之翹頭神案。其下四足，足與桌板連榫處飾以如意雲頭紋，在桌板正面右側見年款「嘉慶弍拾壹年」（1816），正面左側則有贊助者姓名「西門口磚仔磘何開基贈」。從「西門口磚仔磘」之名可知，由於嘉慶年間彰化建城需大量磚瓦，故一方面可證實嘉慶二十一年時已存在磚體城牆與四城門；另一方面也確定嘉慶年間彰化城確實存在瓦磘，並且不只在南門，西門口也有。

3. 道光年間重修

道光十九年（1839）南門口莊總理汪安舒發起募款增建右廊與左右樓（見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另外，根據正殿前方供桌上之道光丁亥年之石方爐可知，本宮最晚在道光七年（1827）已稱「南瑤宮」。

4.同治年間增建

同治十一年（1872）士紳世振治與諸紳商捐資增建洗面臺，修建圓柱棟樑。同治十二年（1873）舉行落成典禮。

5.光緒年間重修

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可知，本宮於光緒年間再度重修，但重修內容不詳，宮內亦未見到光緒年款之古物。

6.大正年間後殿增建與正殿重建

大正元年（1912）時南瑤宮組織改築委員會，獲得彰化支廳長中川清贊成，並推舉吳汝祥、楊吉臣、吳德功、林烈堂、李崇禮等人重建正殿，並以本土大木匠師陳應彬主持。重建之建築係採用閩南、日本與西洋風格混合風格之廟殿，係今日所見之觀音殿（見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

大正五年（1916）完成觀音殿工程，相關古物見大正四年之「靈鐘海國」匾。

大正九年（1920）南瑤宮媽祖會對於改築會新建大殿之成果似有不滿：一方面因地坪沉塌，同時又有白蟻危害（見「沿革碑」內容）；此外，研究指出各媽會認為新建大殿貌似洋樓，與廟宇形式不合，故解散改築會，由大二媽會總理林金柱、副總理林泉州負責大殿重修工程。[29]原來設計作為大殿建築則挪作觀音殿（見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內容）。相關古物有「大哉后德」與「護國庇民」匾。大正十三年（1924）完成正殿工程。

7.昭和年間三川殿重修與正殿的整修

昭和元年（1926）本宮聘請泉州匠師王益順之侄王樹發主持三川殿之重修（如八卦藻井），由惠安石匠蔣馨負責承作三川殿石雕。期間林金柱、林泉州，以及繼任者林海木、陳慶根相繼辭世，後於昭和七年（1932）推舉林金柱後代林昌續任。

昭和十一年（1936）南瑤宮建築所有改建工程完成，並立沿革碑於廟口左側，與此時相關的古物有「神恩廣被」、「大慈大悲」與「南瀛聖跡」匾。

昭和十六年（1941）南瑤宮因地震，正殿屋脊受損，進行局部整修。

8.民國以後之修復工作

彰化縣政府於民國44年（1955）接管南瑤宮，並指定彰化市長為管理人。民國49年（1960）聘請鹿港彩繪匠師郭新林進行彩繪工作。

民國60年（1971）新建凌霄寶殿，民國62年完成。

民國74年（1985）4月25日本宮被指定為國定第三級古蹟。

透過上述南瑤宮的歷史沿革，我們得知自乾隆年間建廟以後，大體上約每隔30年左右便會有一次重修，如此，乾隆三十九年重修的推論頗符合此一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大正五年增建後殿與大正十三年重建正殿，與光緒年間第四次重修的間隔較短，是否或與本宮企圖透過重建工程，在日治時代臺灣媽祖廟香火競爭意識濃厚的氛圍中，取得一席之地有關？透過上述的歷史沿革的梳理，可提供我們進一步判斷廟中未具歷史年款之香爐年代判斷依據。

三、南瑤宮既存古香爐之調查所獲成果

本宮所見早期香爐材質有石、錫、木與陶，除了石爐3件、錫爐1件有年款，其餘皆無年款，相關材質、年款與贊助者資料如【表1】所示；香爐尺寸、比例見【圖版1】。

表 1：南瑤宮所見早期香爐相關資料

項次	名稱	材質	年款	贊助者	尺寸（公分）
1	「南瑤宮」石方爐	青斗石	道光丁亥年	自製	寬68、深36、高40
2	「天上聖母」石方爐	青斗石	庚辰年桂月立	弟子金長旺	寬53、深28.5、高28
3	白色石爐	石粉	昭和十一年四月	臺灣石粉株式會社	寬30、深30、高30
4	「天上聖母」熏爐	錫	昭和十四年重修	自置	寬77.8、深28.5、高67
5	「神農大帝」熏爐	錫	無	自置	寬30.5、深10.5、高30.5
6	「二媽」熏爐	錫	無	自置	寬39.5、深12.7、高41.2
7	「五谷（穀）王」熏爐	錫	無	自置	寬39.5、深12.7、高41.2
8	「福德正神」熏爐	錫	無	自置	寬27、10.5、高31（未含蓋）
9	木香爐	木	無	自置	寬73、深30、高39
10	醬釉束頸盆香爐	陶	無	自置	口徑長30、高16

（一）石爐

南瑤宮所見早期石香爐有3件。第一件「南瑤宮」石方爐位於南瑤宮正殿供桌上【圖1、圖3】，目前仍在使用。其外形整體呈橫長方形，寬68、深36、高40公分。爐身兩側為帶有弧度之展耳、展耳作素面處理。通器以橙色塗料覆蓋，器底未塗顏料，露出原來的石胎，從外觀難以判斷何種材質。經觸摸石質的質感光滑，估計非花崗岩，加上雕刻精細，石質細膩，推測可能為青斗石一類材質。爐身正面陰刻「南瑤宮」、右側為「道光丁亥年」，背面陰刻已抽象化的龍紋，已近似交纏雲紋。展耳與器身交接處為反轉的獅首張口的高浮雕裝飾，其下以獸首銜爪作為四足。從精緻度而言，此爐實為臺灣所見石爐中屬翹楚者，雕刻精緻、比例完美，乍看之下會誤以為木雕作品。

第二件「天上聖母」石方爐位於三川殿振興社供桌上【圖2】，目前仍在使用中。其整體呈橫長方形，尺寸較「南瑤宮石方爐」稍小，寬53、深28.5、高28公分；從外觀判斷，應為青斗石一類的材質雕刻製成。作方形唇口，斂腹，兩側有展耳，自倒立獸首口中延伸出來。其下四足，為「獅吞卷草」之造形。爐身中央為一正面淺浮雕龍紋，龍爪為四指、二前爪皆握抓有一顆龍珠。在唇口部份陰刻有「天上聖母」四字。爐身一側書有「庚辰年桂月立」，另一側有「弟子金長旺奉」。

第三件白色石爐【圖4】位於正殿前之左護龍長生祿位廳內，整體近方體，寬30、深30、高30公分。其外觀為束腰帶座，口沿有「昭和十一年四月」，器身有「臺灣石粉株式會社奉獻」陰刻楷體，器座並飾以壺門裝飾。其中「昭和」二字似蓄意被覆蓋，可能是國民政府遷臺以後所為。此石爐外觀似乳白色大理石，應係以石粉壓製。

（二）錫爐

臺灣清代中晚期逐漸流行錫爐，並經常與燭一對、花瓶一對共組成「五賽（供）」。而錫五賽通常是臺灣傳統社會中士紳用擺設於廳堂，展示其經濟財富的器物，如俗話所說「入門看交椅茶几，桌上看花瓶五賽」。南瑤宮所見早期錫爐有5件，其功能皆為熏爐。從器耳造形來看，可分成兩型：第一型為卷葉展耳錫熏爐，僅有1件，尺寸巨大，雙耳末端作捲葉紋，足作壼門造形；第二型為降龍紋對耳錫熏爐，共4件，尺寸較小，以四柱為足，立於壼門造形之臺座上，爐腹並鏨刻有供奉神明名稱，分述如下。

  

圖1：「南瑤宮石方爐」，位於正殿正前方供桌上，道光丁亥年（1827），寬68、深36、高40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1。

圖2：「天上聖母石方爐」沖耳龍紋石方爐，位於三川殿振興社供桌，庚辰年桂月（推測為1820），長53、寬28.5、高28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2。

圖3：南瑤宮石方爐線繪圖，位於正殿正前方供桌上，道光丁亥年（1827），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1。

　

圖 4：昭和年石方爐，南瑤宮左護龍，臺灣石粉株式會社奉獻昭和十一年四月（1936），寬30、深30、高30公分。

圖 5：天上聖母錫爐，南瑤宮媽祖文化館1F地上，昭和十四年重修（1939），寬77.8、深28.5、高67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0。

第一型的「天上聖母」錫爐【圖5】，寬77.8、深28.5、高67公分，置於南瑤宮媽祖文化館一樓地面。該爐作方形、直口、斂肩、鼓腹，腹部與壼門造形之四足相連。其兩側為外展之捲葉耳，爐蓋有三排，共四十八個鏤孔，頂部為錫製之獅戲彩球立體造形。爐之正面口緣鏨刻有「南瑤宮」三字，正面器腹則點鏨以「天上聖母」四字，背面器腹鏨「昭和十四年重修」；器蓋的獅子身上殘留有鎏金痕跡，顯見原為金色。由於南瑤宮本身在昭和十四年並未進行重修，因此，「重修」未必是廟宇重修時信徒所獻，而是香爐本身的修整--亦即是說，香爐可能是更早時期以前所製。由於本件香爐未書寫贊助者，推測為廟方自置。

南瑤宮第二型之錫爐有4件，造形皆相近，爐皆作方形，方形唇口、束頸、鼓腹、四足，其下有座，除了「福德正神」錫方爐無蓋，其它皆與第一式相同，以立體造形的獅戲彩球附於器蓋上。所不同的是爐身兩側以降龍紋造形作耳。

第一件的「神農大帝」錫爐【圖6】收納於三川殿田都元帥鐵木櫃內，寬30.5、深10.5、高30.5公分，在器口點鏨有「南瑤宮」三字，器頸墨書有「神農大帝」，器腹點鏨有「松公」二字，可能為製坊之名。

第二件「二媽」錫爐【圖7】高38.5、寬35.6、深12.7公分，置於媽祖文化館1F玻璃展示櫃內，造形與神農大帝相似，但器口緣處以朱書寫有「南瑤宮」三字，器覆亦有朱書「二媽」二字。值得注意的是，錫爐器蓋的獅戲球的立體造形，見有殘留之紅彩、金彩之痕跡，足見原來有顏色。這種在香爐上塗彩的現象，同要見於道光十六年（1836）款之西門福德祠石爐與鹿港城隍廟道光十九年石香爐，前者的器面明顯地見有殘留之朱、黃等彩繪痕跡，顯示原來也是上彩的。[30]

第三件「五谷（穀）王」錫爐【圖8】，寬39.5、深12.7、高41.2公分，位於媽祖文化館1F玻璃展示櫃內，口緣鏨刻有「南瑤宮」三字，器腹從右至左鏨點以「五谷王」三字。

第四件之「福德正神」錫爐【圖9】，寬27、10.5、高31（未含蓋）公分，置於媽祖文化館4F倉庫，器蓋已佚失，但推測原應有有獅戲球之器蓋。器腹則鏨點刻有「福德正神」之四字。這幾件亦未書寫贊助者姓名，因此也可能是廟方自置。

圖6：神農大帝錫爐，南瑤宮三川殿田都元帥鐵木櫃內，清晚期至日治初期，寬30.5、深10.5、高30.5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0。

圖 7：二媽錫爐，南瑤宮媽祖文化館1F玻璃展示櫃內，清晚期至日治初期，寬35.6、深12.7、高38.5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0。

圖 8：五穀王錫爐，南瑤宮媽祖文化館1F玻璃展示櫃內，清晚期至日治初期，寬39.5、深12.7、高41.2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0。

圖 9：福德正神錫爐，南瑤宮媽祖文化館4F倉庫，清晚期至日治初期，寬31、深27、身10.5公分，圖版：《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50。

（三）木香爐

木質香爐1件，寬73、深30、高39公分，位於本宮右護龍長生祿位前【圖10】。香爐作方體，雙展耳，耳高超過爐口，附有器座，器身髹以紅漆。其正面刻有淺浮雕之麒麟紋。器身四角邊框飾以竹節紋；雙耳則以淺浮雕花草紋，無銘文。四足、足部細小但內翻；足部之間有牙子裝飾。

圖 10：祿位雙耳木香爐，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中葉，寬73、深30、高39公分。

本件香爐目前雖供奉於長生祿位前，然無法證明是否為原來位置，亦無相關文獻資料可供其年代判斷，因此僅能透過現存傳世帶有銘款的展耳式木香爐來進行比較，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四）陶爐

醬釉束頸盆香爐【圖11】口徑長30、高16公分。帶釉之硬陶，位於右護龍虎爺龕前方。原為醬釉束頸盆，因早年物資較缺乏，故功能轉作為虎爺香爐。外形為厚唇、束頸、斜腹下收，器外壁施醬釉，無特別紋飾。從器形與釉色判斷，年代應為清中晚期（約十九世紀），產地為中國南方地區。[31]

圖 11：虎爺香爐，醬釉束頸盆，清中晚期（19世紀），口徑長30、高16公分。

四、臺灣其它紀年香爐形制比較與分析

（一）石爐

「南瑤宮石方爐」從外觀上來看，正面書寫廟名「南瑤宮」三個楷體大字，下方以「獅吞獸爪」（亦作「螭虎吞腳」）為造形，整體外形上與台南府城隍廟的乾隆乙己年（1785）石香爐相近；然而，其「獅銜展耳」之作法，係嘉慶、道光年間木、石香爐常見造形，實例有臺南市代天府保西宮（嘉慶戊午歲，1798）、臺南市三山國王廟石方爐（嘉慶己巳年款，1809）、西螺福興宮石香爐（嘉慶十八年，1813）、北港朝天宮石方爐（道光十二年款，1832）、淡水福佑宮石方爐（道光庚子年款1840）……等。再進一步追溯，這種「獅銜展耳」的香爐造形，在更早的新港奉天宮乾隆年之天上聖母石香爐已運用此類母題（motif），可惜的是後者雙耳已佚失，故一般未特別注意到其兩側的張口獅首造形。南瑤宮石香爐的「獅銜展耳」作法的獨特性是獅首採以倒轉的方式表現；而且，獅銜展耳與吞腳中的獅首，尺寸較大，獅鬃毛極其明顯，顯見為雄獅，並以誇張的尺寸創造出平衡效果。

另外，在其爐足「獅吞獸爪」的造形上，台南府城隍廟的乾隆乙己年（1785）石香爐、西螺福興宮石方爐（1813）、鹿港城隍廟石方爐（1839）、嘉義新港水仙宮石方爐（1849）等例子皆是以獅吞獸爪，足見這種獅銜爪造形為臺灣清代中葉以後石香爐所流行之母題。然而，「南瑤宮石方爐」之特點是四足尺寸與比例皆大，在視覺上呈現出重心集中在下半部的沉穩感，而四爪的指節分明，似牢牢地抓住桌面，使得本件香爐和一般香爐呈現出上重下輕的感覺不同。從視覺設計、雕刻精緻度、歷史價值等面向來看，本香爐在臺灣傳世清代石香爐中具有極高的價值。

有關南瑤宮所見「天上聖母石方爐」年代問題，爐身「庚辰年」年款所對應到的年代有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1880年（清光緒六年）與1940年（昭和十五年），其可能年代推論如下：首先，乾隆二十五年本廟初立，香爐可能比較簡陋，且該龍紋罕見於乾隆年之石爐，而常見於嘉道時期之石爐，故此年代可能性不高；其次，前文所述之「獅銜展耳」為乾嘉道時期臺灣石爐流行的造形，而此爐具有該類母題，故可再排除光緒六年與昭和十五年之可能性；再者，在爐足的「獅吞卷草」造形上，傳世石爐見此造形者有新港奉天宮「天后聖母」石方爐（1784）、台南府城隍廟之「府城隍」石方爐（1785）、開基靈祐宮石香爐（1797）、臺南市代天府保西宮（1798）與臺南後甲關帝廳石方爐（1833）等，綜合上述條件，符合的年份為1820年，故本件香爐年代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較可能之年代。

進一步思考，此香爐若確為嘉慶年，則年代正契合本宮新大媽會成立之嘉慶二十五年，且當時未見建築本體的重修行為，因此本香爐的捐獻可以合理推測與此媽祖會的成立有關。另一方面，「沖耳龍紋石方爐」正面的「天上聖母」，顯示此爐供於媽祖前，可能是道光年「南瑤宮石方爐」使用以前擺於正殿的神明爐。

（二）錫爐

就筆者目前所考察資料顯示，可與第一型的「天上聖母」錫爐造形比對的香爐見於二林仁和宮正殿神房內，該錫爐同樣是雙耳末端以卷草為形，然器足部份附有座。根據筆者的調查資料，後者見有「大正乙丑年」（1925）之年款，提供了南瑤宮「天上聖母」錫爐年代參考之依據。此外，透過以下線索亦可作為此爐年代佐證：其一、本宮之正殿工程完成於大正十三年（1924）；其二、清代所見之錫爐尺寸較小，日治時代以後因殿堂高大、鎮殿神像尺寸亦隨之增高，故爾後之錫爐尺寸亦隨之增高。在此前提下，一是此爐器腹鏨刻有「天上聖母」四字，可能是慶祝媽祖正殿完工時所置；二是此爐高77公分，符合日治時代以後因應廟宇增大而香爐尺寸加大之視覺要求，因此，合理推測此香爐為大正十三年所製、並於昭和十四年重修。

第二型造形的錫爐，在臺灣較為常見，彰化鹿港天后宮（同治年款）、雲林北港朝天宮（光緒5年款）、臺南祀典武廟（推測為清代）、彰化枋橋頭天門宮「丁酉年」（1897）款之大媽錫熏爐，有臺南府城隍廟（昭和十二年款，1937），臺南總趕宮（民國丙午款，1966）、鹿港鳳山寺（陳滔、陳萬能父子製作，1950-60年代）皆作此類造形。歸納上述實物年代可知，臺灣此類錫爐流行時間約在十九世紀後半（清代晚期）直到國民政府遷臺早期。錫爐的尺寸可透露出一些線索，目前所見清代傳世錫熏爐尺寸多在40公分以下，而日治時代中期以後則多在60-70公分上下。南瑤宮所見第二式的4件錫爐高度多在30餘公分，符合清代至日治初期錫爐之特點。此外，這四件香爐外觀皆已氧化、鏽蝕變形，若在正常的使用情況下，日治時代以後錫器通常不易如此地嚴重鏽蝕，推測應非近年製品，更可確認此四爐歷史年代。 

另一方面，通過文獻材料也可作為第二型錫爐年代之佐證。本宮目前的同祀神仍見有神農大帝（五穀王）、福德正神、老二媽等神像，其中位於觀音殿右翼之福德正神為本宮原有之神像，[32]應與本「福德正神」錫爐有關；至於「二媽」錫爐中的二媽所指應為南瑤宮老二媽會所供奉之神像，此會在道光十年（1830）已經成立，[33]因此，二媽香爐之年代上限為道光十年，下限為日治時代初期。

透過大陸地區的考古與現存實物，可知此類香爐造形受到大陸沿海地區的影響。1994年浙江市考古所於杭州青年宮昭應寺廢井中發現一批法器，年代為明末清初，以銅供器為主。[34]其中，二件銅方爐與新港奉天宮嘉慶二十年款（1815）之錫質熏爐外觀幾乎相同，而展耳處與南瑤宮所見者不同的是未作降龍造形，而係以外展式折耳設計，顯示出臺灣中葉錫爐造形承襲了清初大陸地區寺廟金屬供器的傳統。 

廣東佛山祖廟屬清代中期的銅五供，[35]當中爐足之四方柱足立於壼門臺座的形制，外觀上或與南瑤宮第二式錫爐或有形似之點，惟爐耳自口緣往上延伸的作法，則明顯不同。筆者於廣州地區寺廟、佛山祖廟等處調查所見清代中晚期五供中的香爐，大邸上是遵循著一般常見的五供中央作方體、獅鈕的傳統熏爐造形，但其器耳卻是作提把的造形，並自爐口兩側向上沿伸，未見到臺灣所流行的自器腹延伸出來的降龍式雙展耳以及L字形展耳者。雖不排除筆者所見材料的限制，但臺灣此類展耳錫爐之造形來源或許與閩、浙一帶的關係更密切。此一推論尚待日後材料更完整，再深入研究。

（三）木香爐

由於木香爐容易焚燬，故傳世的木香爐不多，目前以台中大甲鎮瀾宮媽祖文物館的嘉慶己未年款（1799）木熏爐、宜蘭市昭應宮嘉慶庚午年（1810）楊廷理捐贈的木香爐、以及臺北市天后宮嘉慶庚辰年款（1820）的木香爐，為目前筆者所見較早的三件木香爐。其它尚見臺中樂成宮道光七年款（1827）木方爐；宜蘭頭城慶元宮的咸豐癸丑年款（1853）木香爐；新北市泰山巖顯應祖師廟見有光緒貳年款（1876）木香爐；台北淡水龍山寺有光緒丁丑年款（1877）木方爐；臺中萬和宮有光緒十二年款（1886）木方爐；以及宜蘭市五穀王廟的大正三年款（1928）之木香爐。

南瑤宮所見木質香爐爐身兩側作多層竹節的裝飾手法，在臺灣清代木香爐是一種相當盛行的表現方式，如台中大甲鎮瀾宮、臺北市天后宮、新北市泰山巖顯應祖師廟、台北淡水龍山寺以及臺中萬和宮等，似可歸納為清代木爐的特徵之一。在爐足的表現形式上，可發現南瑤宮木爐之足部作內翻的抽象化卷葉紋，和前述木爐的獅銜獸足母題則明顯不同，暫無可參考樣本。若以其淺浮雕之卷草紋展耳、並高出爐口的表現手法，則呼應了淡水龍山寺木方爐（1877）、臺中萬和宮木方爐（1886）以及宜蘭市五穀王廟木香爐（1928）；若進一步從器口至器足傾斜角度、以及展耳與器身比例來看，則南瑤宮木爐與新北市泰山巖顯應祖師廟木香爐、臺中萬和宮木方爐更為貼近。

此外，根據昭和十一年南瑤宮改築會所立之「沿革碑」碑文，放置長生祿位的左右廊係建於道光十九年（1839）由南門口莊總理汪安舒發起募款增建，因此若此木爐未曾移動位置，則其製作年代應晚於道光十九年。

透過上述的形式與文獻分析，則推論此木香爐年代可能落在19世紀中葉以後至20世紀初之間。

五、南瑤宮古香爐所代表之意涵

（一）反映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臺灣民間信仰的成長

透過與臺灣所見展耳錫爐帶年款者類型比較與歷史文獻佐證，南瑤宮所見之錫熏爐年代應屬清中期至日治初期（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其中4件降龍耳錫熏爐年代相近，稍早於同宮的卷草展耳錫熏爐。另外，3件石爐與1件木爐的年代亦應落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

這批早期香爐集中於此時期原因，可能是與臺灣在清晚期至日治初期人口成長、臺灣廟宇信徒倍增有關：一方面，信徒對廟宇捐贈行為大幅成長；另一方面，也因廟宇擴建、增設配祀神明而有設置香爐的需要。

（二）印證本宮信仰遍布全臺

昭和十一年的石粉香爐，器身的「臺灣石粉株式會社」，係今日宜蘭「臺灣石粉」公司之前身，為當時宜蘭縉紳陳木裕、盧旺、林傳旺等人以4萬日圓所成立，為臺灣最早的石粉公司，日治時代隸屬於臺北州蘇澳郡蘇澳庄。[36]此一香爐顯示南瑤宮的信徒遍布全臺。同樣地，本宮門口左側昭和十一年的改築碑文中提到：「…每春夏間，進香士女摩肩擊轂，有遠自三貂葛瑪蘭山後等處而來，踵接於途，旂鈴不絕。…」也指出日治時代本宮信徒遠自宜蘭前來，一併前往笨港進香。

信徒不遠千里而來，與坊間的「彰化媽蔭外方」傳說有關。因南瑤宮媽祖有求必應，特別是遠地而來信徒對於媽祖庇佑特別靈感，故有此俗諺。宮志亦提到，早期彰化以北的媽祖信徒，因南瑤宮媽祖的靈驗，會來本宮進香。[37]

（三）香爐產銷在地化的發展

有關南瑤宮三件石爐的產地，第三件白色石爐因係以石粉壓製，為臺灣石粉工廠所奉獻，故其生產地應為臺灣。至於其它兩件石爐，因未見其製作地點與雕刻者等刻銘，故僅能透過清代臺灣漢人石雕工藝的發展情形加以推測。臺灣石雕工藝主要是在漢人寺廟建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清初以後，臺灣寺廟所用的石材多自福建一帶進口：白色石材主要來自於泉州，一般稱為「白石」或「礱石」；青色石頭則主要來從惠安進口，一般稱為「青斗石」，以上兩種石材為臺灣清代廟宇最常見者；至於深灰色的安山岩以臺灣觀音山為產地，稱「觀音山石」，流行於清代中晚期以後。從大陸進口到臺灣的石材一般是以壓艙石的方式進口--隨著石材的進口，石匠也隨之進入臺灣，特別是清代中葉以後更盛，如嘉慶元年（1797年）淡水福祐宮石質門楣上有「惠邑石匠」；而1910年代以後更有大量入臺的惠安石匠蔣氏家族。[38]在此前提下，一般寺廟的興建或重修時，廟方或信徒也會委託石匠一併雕刻石香爐－－在工藝上並無專門雕刻石香爐的匠師－－故人們往往會在寺廟石雕上的題材找到與石爐相似者。南瑤宮所見前二件以青斗石製作的香爐，材料應是自惠安進口，至於其製作者雖已不可考，但不排除是在臺灣的石匠所作。

至於南瑤宮的錫爐生產地點，鹿港自清嘉慶年間至日治時代，錫鋪數量高達6、70家，甚至臺灣中北部的錫製品多半是在鹿港的車路口生產。[39]南瑤宮錫爐在地緣之便的前提下，可能是廟方向鹿港錫鋪所訂製。

在木香爐的部份，其工藝屬小木作範疇，屬於與家具相關之行業。關於臺灣家具的發展，雖有學者將年代上溯至明末清初的漢人墾荒時期，[40]但保守地說，起碼清代早期臺灣已有家具製作者，如連橫在《臺灣通史》所提到「雕刻之術，木工最精，臺南為上，而葫蘆墩次之」。本宮所在的中部地區生產家具聞名者，以葫蘆墩和鹿港兩地為最出名。[41]雖然並無南瑤宮木香爐生產地點的直接證據，但一如石爐與錫爐的生產推論，在臺灣已有相關工匠在地扎根的前提下，沒有理由渡海到大陸委託對岸的工匠製作。

若與鹿港寺廟香爐產地比較，則可發現鹿港古香爐來自中國大陸的比例很高。例如，鹿港城隍廟見有大陸景德鎮的道光二十一年青花龍紋瓷香爐、大陸南方的仿哥窯之青瓷圓爐數件－－這種仿哥窯之青瓷爐同樣見於鹿港金門館；鹿港天后宮有來自浙江龍泉窯的三足青瓷圓爐，以及大陸東南沿海生產的乾隆年間宣德銅爐；鹿港興安宮有數件來自於閩南漳州窯的瓷、陶爐；鹿港敕建天后宮有數件大陸生產的宣德銅爐，以及大陸南方仿哥窯之青瓷圓爐……等。針對此一現象，筆者曾撰文指出，由於當時臺灣鑄銅業與瓷器手工業尚未發展起來，故鹿港這批香爐應從大陸地區進口。[42]

相形之下，南瑤宮僅有1件帶釉硬陶香爐疑似自大陸進口。雖然不排除宮內原來可能有大陸進口的瓷或銅爐具，但位於彰化縣城南門外的南瑤宮因離港口較遠，反觀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正式核准與福建泉州蚶江口對渡的鹿港，成為臺灣繼安平與廈門對渡之外的第二個重要港口。因此，鹿港因海上貿易之盛造成了該地寺廟中大陸進口香爐的比例遠高於南瑤宮。此外，南瑤宮中數件近代陶香爐，也屬於臺灣的南投陶製品，說明了香爐產地與交通運輸方式和地緣，存在呼應關係。

（四）香爐造形中的造形成規

以南瑤石、木香爐來說，其香爐的耳、足部位慣用「獅首銜物」母題表現，而器身正面飾以「雲龍」紋；錫熏爐是雙耳作「降龍」造形，器蓋則有「獅戲球」題材。上述的題材，經常表現在臺灣其它傳世的早期香爐中。進一步來說，這種在造形上的互通借用現象，甚至是跨材質、跨器類的。以「南瑤宮石方爐」與「沖耳龍紋石方爐」二件石爐的「獅吞獸爪」、「獅吞展耳」造形來看，與臺灣寺廟中所見清至日治時代翹頭案桌下半部之吞腳、牙子造形相似，甚至在大陸相關供器、木質家具中也見此類圖式。石香爐中的展耳、獸足造形，在木雕製品中屢見不鮮，說明了南瑤宮石爐的造形可能與木雕製品共享著造形成規。此外，「沖耳龍紋石方爐」的正面龍紋的母題，借鑑自瓷器與服飾中所慣用的蟠龍紋母題。

透過「模組化」與「造形成規」的概念，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南瑤宮早期香爐上的母題也會出現在其它類宗教文物或建築上。德國藝術史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 b.1942）指出，中國之所以能創造數量龐大的各種材質藝術品，在於中國人發明了以「標準化」的零件組裝物品的生產體系。在化整為零的生產方式中，他注意到物品的構件可以大量預製，並且以不同的組合方式迅速裝配在一起，從而用有限的常備構件中創造出變化無窮的單元。他稱之為「模組化」（Module）。[43]特別是以數十種部首組合而成的漢字的使用，不僅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通過文字，中國人世世代代對於無所不在的模件體系甚為熟稔。[44]這種模組化的概念，若從造形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則如貢布里希（E. H. Gombrich, 1909-2001）所說的藝術的「造形成規」（convention）。[45]這種器物中使用模組或成規的概念，不僅是表現在適合大量生產的中國藝術作品中，而在來自於閩粵的臺灣移民，在製作宗教類文物時，如寺廟建築、供桌、供器等，不能排除也受到這種「模組製作」的概念影響。此種成規，一方面讓製作香爐的工匠能有效率地生產出品質穩定、同時也讓信徒熟悉的視覺語彙。

有鑑於此，若直接透過符號的概念詮釋香爐上的獅或龍等母題，則容易將獅、龍套用到圖像意義，從而在文獻中尋找「龍」、「獅」的意義，藉此理解香爐上的圖像。我們不排除香爐上運用這些符號有其隱含之象徵意圖，如吉祥、辟邪等功能；另一方面，對工匠來說，這些造形更可能是他們所熟悉的樣稿、被訓練的造形技術下的產物，他們透過用有限的造形構件，如獅、龍、獸爪、展耳等單元中，在不同材質中創造出變化多端的器物形態。

六、結論

迄今為止，臺灣早期香爐的發現與研究，尚待建立一套完整的圖像譜系。由於資料缺乏，目前的研究只能是實際內涵的一小部份，因而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探索並加強對臺灣香爐的認識。迄今臺灣香爐研究仍只是一種點的零星討論，尚未發展到面的研究水平。本文在此前提下所作的嘗試，出於一種拋磚引玉的動機。相信隨著人們對於有形文化資產興趣的提高、以及相關調查計畫的進行與發展，不斷會有新發現和新資料來修正或補充我們的觀點和認識。與大陸地區所見明清時期的各種材質爐具比較，南瑤宮除了少數香爐之外，大多雖並非特別精緻，卻代表了這塊土地上的臺灣漢人先民虔誠信仰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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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Gombrich, Sense of Order, The Sense of Order：A Study of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London：Phaidon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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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Objects, Feng Chia University

[1]　蔡相煇，〈清廷與台灣媽祖信仰的開展〉，《台灣的王爺與媽祖》（台北: 臺原出版社, 1992年），頁168。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纂，《彰化南瑤宮志》（彰化：彰化市公所1997年），頁279-321。

[3]　其它由蔣馨所設計監作之寺廟，有艋舺龍山寺、鹿港天后宮等。皆是臺灣廟宇石雕藝術的翹楚。

[4]　李建緯（計畫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2年4月），頁141-161。

[5]　（日）柳宗悅著，《工藝美學》（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69。

[6]　（日）柳宗悅著，《工藝美學》，頁81。

[7]　林衡道，〈彰化市的內媽祖和外媽祖〉，《臺灣文獻》，第31卷第1期，1980年3月，頁146-158。

[8]　卓克華，〈彰化縣南瑤宮—信仰遍中部的寺廟〉，《媽祖文化學術論文集》（臺北：立德出版社，2006年），頁137-162。

[9]　顏娟英，〈日治時代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3期，2007年3月，頁191-266。

[10]　蔡相煇，〈南瑤宮笨港進香考釋〉，《2008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媽祖信仰國際研究論文集》，（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8年），頁105-124。

[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纂，《彰化南瑤宮志》（彰化：彰化市公所1997年）。

[12]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彰化：彰化縣政府，2002年）。

[13]　林美容，《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14]　蘇筱嵐，《彰化南瑤宮石雕裝飾藝術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15]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17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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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清]劉良璧編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年）。

[23]　[清]范咸與六十七編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府志十卷弁言》（台北：臺灣銀行，1960年）。

[24]　[清]余文儀編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續修臺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1962年）。

[25]　《彰化縣志》，頁267。

[26]　卓克華，〈南瑤宮之創建與若干疑問〉，《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19-21；蔡相煇，〈南瑤宮笨港進香考釋〉。

[27]　林美容、李佳洲，〈日治時代彰化南瑤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之所見〉，《2011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1年，頁110。

[2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纂，《彰化南瑤宮志》；卓克華，〈南瑤宮之創建與若干疑問〉，《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22-34；陳仕賢，《彰化縣古蹟與歷史建築》，頁42-43。

[29]　關於南瑤宮新舊建築間的衝突問題，見顏娟英，〈日治時代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頁191-266。

[30]　李建緯（計畫主持），《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09-110。

[31]　感謝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盧泰康副教授提供相關資訊。

[3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纂，《彰化南瑤宮志》，頁67-68。

[3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纂，《彰化南瑤宮志》，頁288。

[34]　紹玉貞，〈杭州青少年宮出土昭慶寺法器〉，《東方博物》第40輯，2011年9月，頁41。

[35]　佛山省佛山市博物館編著，《中樞與象徵--佛山祖廟、藝術與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圖96。

[36]　資料來源：林正芳總編纂，《續修頭城鎮志》，宜蘭：頭城鎮公所，2002年；網頁資料「走讀宜蘭‧頭城鎮人物」，網址：http://svr2.ilccb.gov.tw/readyilan/tc-f01s.asp?id=C-TC-F16，2011年12月30日點閱。

[37]　《彰化南瑤宮志》，頁368。

[38]　李乾朗，〈石雕〉，見「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2012年10月15日點閱。

[39]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彰化文化資產與在地研究》（彰化縣文化局，2011年），頁57。

[40]　陳勇成，〈從百年文化生活看臺灣早期傢具的發展－－以明清漢體傢具為主〉，《臺灣文化百年論文集‧II》（臺北：歷史博物館，1999年），頁368。

[41]　李昭容，〈鹿港木作家具業的歷史考察（1895-2003）〉，《二00四年彰化研究兩岸學術研討會—鹿港研究論文集》（彰化縣文化局，2004年），頁432-433。

[42]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頁57。

[43]　Lothar Ledderose（雷德侯）, 《萬物》（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頁4。

[44]　Lothar Ledderose（雷德侯）, 《萬物》，頁5。

[45]　E. H. Gombrich, Sense of Order, The Sense of Order：A Study of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London：Phaidon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