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臨，字與叔，官拜藍田元祐中官秘書省 ，《考古圖》為呂氏於宋哲宗元祐七年二月(西元1092年)所著。作者於序中自云其著書之目的，並非『為耳目奇異玩好而已』，而在於『…觀其器，頌其言，形容髣弗，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所謂「觀其器」，則以繪圖呈現；「頌其言」則探討銘文之意義及年代；「形容髣弗」則記載該器尺寸重量容量。在先秦至宋代以來諸子僅以經傳來追溯三代背景之下，呂大臨從青銅器出發，直接探討制作之源，來補經傳的闕失，糾正諸儒沉潛於經文典籍而不去面對古器本身，企圖面對三代遺留彝器去直追三代遺風。
全書分為十卷，以二二五件青銅、十三件玉器為對象，進行繪圖、正(考)名、斷代，並標示尺寸大小、重量、來源，為前人之所未見。文中所分十卷器類如下：
卷一：鼎類，共18器。
卷二：鬲、甗類，共19器。
卷三：簋屬，共30器(原目錄列25器)。
卷四：卣器(含尊、彝、盤、壺、罍)，共47器。
卷五：雜食器(爵、豆)類，18器。
卷六：盤、匜、盂等水器類，及戈、削兵器，合計11器。
卷七：鐘、磬等樂器類，共15器(原目列10器)。
卷八：玉器，共13器。
卷九：秦漢器，共39器，有鐘、洗、鼎類。
卷十：秦漢器，有斗、壺、爐類，共28器，原目列24器。
以上合計共238器。
書中將古器物形狀命良工繪畫，或登載失去文字銅器、或將僅餘文字而無器者記錄下來。圖錄方面以線繪圖方式呈現；而銘文則為拓片，拓片下方為楷書注解。器名、收藏者或來源載於圖錄右上方，冊頁中央為該器線繪圖，可清楚辨認出器身上紋飾種類。
在呂大臨之前關於青銅器方面論述學者，或針對銘文、或依文獻望文生義，憑空描繪上古禮器，如宋聶崇義的《三禮圖》；而考古圖為第一本以青銅器現物加以研究、考證，正名，如「爵」等。另外如「方彝」、「卣」、「斝」、「觚」等的器名，為此書所初名，並沿用至今。 此書最大特點即從器物形制出發，從出土地點、大小尺寸、重量、器身銘文、及器物線繪圖，提供後人該件青銅器之氛圍，為後世金石學建立基礎 。
二、分析方法
作者所組織之資料，分成文獻方面及器物兩部份。文獻方面多引述《 史》所載之李伯時《考古圖》(即李公麟)、或歐陽修《集古錄》，而同處於宋代的聶崇義所著《三禮圖》則不被採用。在所用器物之樣本方面，《考古圖》中所用之標本，均為當時青銅器實品，有宮中所藏及私人收藏兩類，宮中所藏有秘閣、太常、內藏等；私人收藏家則有河南文氏、丹陽蘇氏、臨江劉氏…等，或雖有記載該器出土來源，卻不能稱呼為考古出土品，出土位置僅能提供空間概念，而無助於考古情境之復原，因此，原則上應以傳世作品對待之。然不運用出土品並非作者之過，實因當時並無考古學可供研究青銅作品之當時之時代氛圍。本書可視為一本當時收藏家之圖錄(公家、私人)。
作者以「器物」為對象，為達「觀其器」之目的，以「繪圖」之圖示方式還原青銅、玉器於視覺上之形象，似是上承自歐陽修《集古錄》圖繪器物路線及李公麟《考古圖》 (或稱李氏錄)；而載明「尺寸、重量、容量」亦是接續自李氏錄之作法。每件器物後並載以銘文，而判定該器年代時，則以銘文為依歸。如釋「庚鼎」、「辛鼎」、「癸鼎」時，則曰：「按史紀，夏商未有諡，其君以甲、乙為號，則此三鼎疑為夏商之器。」或釋「伯百父敦」時，則曰：「集古云尚書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而判為周穆王時代。此年代決定，乃從金石學角度出發，來判定青銅器年代。因此，呂氏對於多數無銘紋之青銅及玉器則難以判斷年代。雖然作者以銘文為判斷依據，但在《考古圖》頁100，將「挈壺」與「父己人形卣」、「父己足跡卣」相較，形制類似，而將「挈壺」斷為商器。因此，顯見『視覺因素』亦為作者所納入考量，顯見銘文為主，形制花紋為輔。以金石學方式雖非由呂氏所獨創，然後世皆視《考古圖》為金石學研究之濫觴。
三、評論
呂大臨以金石學為主，配以器物形制為輔，然而銘文與器物形制之間並無太多交集，成為兩條平行線，但亦有其價值存在。其留給今日價值如下：其一，在於建立金石學(銘文)研究方法。其二，配以插圖方式，為《續考古圖》、《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商周彝器通考》等青銅器方面著述所沿續，提供今人各代收藏青銅器概況之面貌。此一研究方法，僅適用於銘文考證、研究，難以了解器形、紋飾與所使用者之間互動之關係。
優點：考古圖最大之優點，在於修正前人以經文詮釋器物之毛病，如聶崇義之《三禮圖》，而今日所稱大多數青銅名稱，亦奠基於《考》一書。其二，以線繪圖示方式，使讀者面對器物本身視覺形態，減少以文字描述所產生之誤解。其三，本書已隱約有器物類比之概念，如頁100之『挈壺』一例。此外，《考古圖》將器物視為一門正式學科，以嚴謹態度治學，作者無法判定年代之器，則不加以臆測，與明清時期將“古器物”退化為“古玩”態度不同。其四，以學者一己之力所完成之《考古圖》，目的在於研究『古器物』，與官方號召全國進貢青銅所採集樣本，可靠性來得高，贗品出現機率降低。
缺點：其一，器物分類標準不定：前七卷似乎以器物功能分類，而第八卷玉器以材質之不同，另闢一章。第九、十章，卻又以時間(秦、漢)不同，另行分類。各章節中，同樣有器物分類標準搖擺不定現象，如第七章之中，有水器(盤、匜)和兵器(戈、削、弩機)，將功能不同之物放於同一章。如此，將模糊本書分類之重點，難以使讀者明白分類動機為何。其二，部份命名有所誤差。此一點容庚已詳加探討，此不贅述 。其三，《考古圖》器物形制、花紋等未加以太多著墨，僅重視銘文年代、內容，並藉此判定年代，忽略銘文由後世所刻上之可能性。以銘文年代來判定器物本身年代，或有年代誤判情形。其四，作者取材時間為宋代，對象則為官藏及私藏兩類。當時雖無田野考古品可供參考，呂氏並未解釋青銅器篩選過程，是以銘文、形制為主，亦或是全面蒐集當時樣本？
《考古圖》一方面建立圖錄，另一方面從銘文為主出發，然作者對兩者之間並無太多論述交集。這種從金文角度出發之方法，與器物本身無太大關係，而該書之分類同樣不見物與物間有機連繫，為金石學研究範圍，非藝術史所應探討之重點，但線繪圖與實物相去不遠，或可作為了解器物形制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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