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中國北方的貿易者與掠奪者

完稿日期2008/4/15

原文載於《暨大電子雜誌》，第52期，2008年6月


第一節　匈奴族屬介紹與生活形態

筆者在教育部「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海外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的補助下，於2008年2月赴大陸內蒙進行研究考察。2007年係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因此內蒙古政府於其首府呼和浩特市蓋了一座美侖美煥的內蒙古博物院新館，並將原館（亦位於呼和浩特）的藏品遷移到此地。在整個博物館展覽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曾在這片土地上活躍的匈奴文物。事實上，匈奴不同於我們所認識於十二、三世紀掘起的蒙古帝國，而我們過去對於匈奴的瞭解多是透中國古代文獻，特別是西漢司馬遷《史紀》的記載。今日在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協助下，我們對於匈奴的認識已遠比過去還要深入，因此本文將對匈奴文化、歷史與文物作基本介紹。

（一）匈奴歷史與文化介紹

匈奴的歷史首見於司馬遷《漢書》‧〈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力士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供以侵伐，其天性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此為漢人筆下的匈奴。從此文看來，匈奴是夏后氏後裔，他們自幼便善於騎射、食畜肉、無城、好戰、沒有文化、且沒有倫理。

今天透過考古材料對匈奴的認識，與司馬遷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普遍來說，匈奴被視為是從戰國時期開始活躍於中國長城北方蒙古草原與西伯利亞地區上的遊牧部落。但是他們的起源仍然是個謎，有人說他們是北狄的一支，據王國維先生的考訂，玁狁、葷粥係其祖先，但後者活動地點在山西、陜西北部，仍屬長城以南，而東周時期向北開拓。 匈奴的生活方式以遊牧為主，以採集、漁獵為輔，實施逐水草而居的移動生活。為便於移動，故其日用品大多屬小型易於攜帶之物，而這種生活方式也表現在其藝術上。

見於史書記載的首位匈奴首領為頭曼單于。所謂的「單于」之全稱為「稱犁孤塗單于」，其意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單于。頭曼單于後來於秦二世元年（AB.C.209）被其子冒頓所殺。當戰國末期中國紛亂局面逐漸為秦漢所統一後，北方諸遊牧民族也由匈奴統一。中國秦漢時期大一統的官僚政府機器之所以能運轉成功，在極大程度上是因為軍事的需要，以抵抗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侵擾，相形之下，北方草原民族也逐漸統一形成與南方互相抗衡的局面，這或許是在南邊中國統一的壓力下，促使北方的匈奴與東胡、丁零等小國聚合而成為一股龐大勢力。因此，自冒頓單于以後，成為帝國的匈奴與南方漢帝國掘起，成為草原帝國與農業帝國兩股互相抗衡的文化局勢。

《後漢書‧南匈奴傳》卷八九中曾提到匈奴官制：「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醍王，次左右漸江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性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至於匈奴的貴族，在《後漢書‧南匈奴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匈奴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他們的官制不同於中國文官系統，仍保留早期部落性格的面貌，官位以左右二元劃分，並以左為尊；在法律上亦無明確成文法。關於匈奴所使用語言，有阿爾泰語、蒙古語或突厥語等說法，但很難有定論。
漢初因國勢不強，故和匈奴間採和親政策。但自漢武帝以後，由於養生休息使得國力大增，故開啟了與匈奴間的戰爭。漢武帝遣張騫通西域，曾到達月氏與康居之地，開啟了中國與西域間的交通；後來又重用衛青與霍去病，為漢立下汗馬功勞，也將漢控制範圍延伸到西域。雙方互有勝負，整體來說是勢均力敵，雙方均無法給對方重創。戰鬥方式上，匈奴以行動迅捷的騎射為主，而漢軍則以弩弓守城戰佔上風。

西漢末年以後，匈奴勢力逐漸衰退，《漢書‧匈奴傳》有如下的記載：「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並分裂為南、北匈奴二部，其原因推測如下：其一，與鄰國長年爭戰，人口銳減，畜產迭失；其二，西漢末年之際，氣候乾冷，造成人民畜產損失，不計其數；其三、匈奴單于暴虐自恃，國內人心不服：其四、西漢末年匈奴內鬥，權力分散，國力大衰。匈奴在西元前55年分裂為五部，南匈奴居住在中國北部，向漢朝稱臣納貢，還必需派使向漢朝納貢。但中國也回贈納貢國不計其數的絲帛，如西元25年中國便贈出2萬匹帛和2萬磅絲棉，占國家歲入近10%。後來俄國考古學家曾在外蒙與西伯利亞地區發掘到漢宮廷所製作的器具。

（二）匈奴那兒去了？

自匈奴分裂出來的北匈奴不僅保持獨立，且積極向西伯利亞南部、準格爾、新疆等地發展勢力。東漢和帝竇憲、班超與班與班勇與北匈奴之間發生過數次大規模的戰爭，但自西元153年北匈奴助車師王叛漢以後，文獻中逐漸不見北匈奴的蹤跡。因此後來北匈奴到那兒去的討論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有一說是匈奴後來被漢化了，在五胡亂華時期積極南下，其血統與後來的漢人和其它胡族完全融合；另一說則是北匈奴西遷往歐洲，入侵哥德王國，並進入匈牙利平原，造成日耳曼民族遷居於羅馬帝國， 也就是北匈奴間接造成了歐洲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當西元四世紀匈奴現身歐洲時，他們在裏海北岸的頓河草原遊牧。而西元433年匈奴單于阿提拉（Attila, A.D. 406-453）成為首領，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建立一個龐大帝國。在阿提拉統治的20年中，匈奴首都布達城成為歐洲的政治中心，各國使者均雲集於此，並獻上貢品以示臣服。而這個新的匈奴帝國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匈牙利。

事實上，匈奴對古代文化的影響不僅於此。他們還曾經將大月氏驅逐至西邊的中亞地區，後來更南下建立了貴霜王朝。大月氏原本位於匈奴之西，即今日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敦煌與祁連一帶。《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月氏本來是個強盛的國家：「（月氏）行國也（行國即遊牧民族），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強，輕匈奴。」當匈奴擊敗月氏之後，部族多數遷移到伊犁河上游地區，稱為大月氏；小部份仍留在當地，與羌人雜居，稱為小月氏。大月氏西移進入伊犁河流域，後來又被迫再度南下，越過帕米爾高原至媯水流域（今天的印度西北部）的大夏國（Bacteria），建立五小國。其中貴霜一族在西元一世紀丘就卻王（Kujula Kadphises）統一了五國（西元25-40年），建立貴霜王朝。而貴霜王朝中的迦膩色迦王（Kanishka）是佛教大興的關鍵君主。

（三）北方氣候乾冷化使得生活形態變化－－馬匹的出現

我們知道氣候與生活形態息息相關，譬如臺灣濕潤的亞熱地農耕生活勢必與乾燥寒冷的草原生活不同。若以15吋等雨線來看，它不僅區隔了農業與遊牧業的生活形態，也大致與長城一線契合。因此，長城被視為是農業與非農業的界限－－以北的廣大草原便是遊牧世界。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前500年間，北方草原氣候逐漸乾燥，原本可以定居的生活，也逐漸轉向以畜養牲口或狩獵維生。

馬匹的馴化對遊牧民族的掘起極為重要，更使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形態固定。根據研究指出，馬的馴養與利用，特別是牠的機動性，能讓牛羊的牧養更有效率，讓遊牧人力得到適當的支配；馬同時也是作戰防衛的工具，以保護本身資源並自外獲得資源，而馬的利用也加快了各地文化的流通。 以馬為主的游牧業與放養業的不同不在於空間佔有權，而在於遷移能力：惟有強大的遷移能力方能不斷地獲得豐美水草，才能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遷徙的用具，是半農半牧區向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關鍵。隨著馬具的產生，正是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游牧民族的代表。

匈奴對馬的認識到使用，讓他們能快速地在廣大草原上來回移動。匈奴人身體強壯，可長時間不喝、不吃、不睡，馬術高超，可騎馬睡覺而不墜馬，而且對首領的命令絕對服從，可自行決定何時何地發起攻擊；他們對於死亡亦不感到畏懼。因為匈奴的資源有限，故他們往往透過與南方農業區的貿易與掠奪，來取得他們所欠缺的生活資源，如太史公所說：「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供以侵伐，其天性也。」由於匈奴行動神速，故南方的農耕民族對他們相當恐懼。但是他們和南方並非只存在掠奪關係，而多數更是建立在貿易關係上，艾瑪‧邦克（Emma Bunker）與蘇淑芳在《貿易者與掠奪者》（Traders and Raiders）一書對此有進一步的描述。

第二節　匈奴的物質文化

欲瞭解匈奴的物質文化，考古材料的掌握是不能忽略的。據考證，最早對匈奴墓葬進行發掘的是一位俄國醫生兼人類學家塔利克‧格林策維奇。他在西伯利亞地區恰克圖附近發掘了100多座匈奴墓，並於1898-1901年發表發掘成果。 後來俄國考古學家又陸續發現了數處匈奴墓葬遺址，其中以外蒙古諾顏烏拉（Noin-Ula）的發掘讓世人對匈奴的物質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加上中國大陸數十年來陸續的發掘，讓我們距離揭開匈奴面紗的日子已不遠。

（一）匈奴的青銅器

以農業為主導的中國青銅時代，不論是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或是長江流域，境內使用的青銅器大多為是具宗教、政治意涵的青銅禮容器，或為大型青銅雕塑件、或為標榜軍權的大型青銅兵器。這些集中國家力量熔鑄的青銅器，特別是銅容器，搭配著佈滿器表的饕餮紋或神獸紋，整體營造出令人望之卻步的肅殺氣氛。它們雖不乏具美感的紋飾，但主要仍服務於人與天（祭祀）、人與人（禮制）的關係之中。

相形之下，北方草原地區則多以小型貼身用器為主。這些由小型刀劍具、牌飾、馬飾、杖飾所組成的器物，大多小巧可愛，並以草原常見的肖生動物為主要造形語彙，如馬、牛、羊、鹿、虎、猛禽…等母題，或為紋飾、或為圓雕；它們褪去了中原青銅器表上具威嚇性質的獸面紋之肅殺氣氛，卻憑添了生活情趣，並展現不同的造形美感，也反映了不同的宇宙觀。

（二）金銀器

和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人一樣，北方民族亦喜好以金銀為飾。這些特徵被稱為「斯基泰動物紋」或「動物風格」(animal style)，而這些母題風格順理成章地成為金器主要的藝術表現。

匈奴的黃金製品經常使用在箭筒、劍具、馬具、首飾、頭飾或牌飾上，並以錘鍱、鏨刻、敲花、模沖與鑄造等工藝製作。由於遊牧生活需要迅速移動與輕便，因此像中原那種大型金屬器並不適合他們使用。因此小而精緻的貴金屬器物，便成為他們表現創意與身份地位的物件。特別是黃金牌飾作為服裝或馬具上的裝飾，通常是以鑄造與透雕方式製作，圖案以怪獸(猛獸)與馬(畜牲類)爭鬥、水滴紋和生命樹等為母題為主，水滴留出內凹部份，以便鑲嵌寶石。這些金銀器上的圖像往往作左右對稱的鏡像（mirror image）表現，即使非以鏡像方式表現者，也多屬側視並表現出具有深度的透視感（perspective），因此整體圖像具有強烈的敍事性與動態感，不同于中原和南方地區較為靜態的肖生動物風格。

第三節　匈奴與中國交流的證據

誠如本文於開始所言，匈奴並不總是與漢代敵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亦敵亦友，若透過考古實物的比對，更可說明他們之間的掠奪與貿易並重的現象。內蒙古西溝畔發現的戰國晚期匈奴墓群，其中二號墓中出土的兩件「虎豚咬鬥紋金飾牌」，在牌飾邊緣處均有刻劃文字：一件為「一斤五兩四朱(銖)少半」；另一件則為「一斤二兩二十朱(銖)少半」，另外還刻有「故寺豚虎三」五字；此外，同墓七件銀虎頭背後有十字穿孔，銀虎頭背面分別刻有「少府二兩十四朱」、「□工二兩二朱」、 「□工二兩十二朱」、「□工二兩二十一朱」、「□工二兩十二朱」、「□工二兩五朱」以及「□工二兩十朱」，長5.5~6公分，寬2.6~2.9公分。 這些文字並非匈奴所有，因此西溝畔的金牌飾與銀虎頭，證明了其產地在中原，可能是當時中原工匠受匈奴委託製作。

由俄羅斯地理社會院（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下轄的蒙藏挖掘工作隊於1924~1925年所發掘外蒙古諾顏烏拉（Noin-Ula）墓，由P.K. Kozlov 主持，所挖掘墓葬Noin-Ula位於蒙古北部，位於色楞格（Selenga）盆地，距Hera河不遠處，在Noin-Ula山一帶。墓葬隨葬物品可分為三組：(一) 進口舶來品，來自於中國。(二) 來自於西方，不僅來自於希臘及近東殖民地，且也有來自於巴克特利亞人(Bactrian，即古代大夏)上層階級及Parthian (即漢所稱安息國，與波斯有關)、伊朗一地，充滿希臘化文化的地方。(三) 當地製作。其中，進口自中國物品有織品（漢錦）和漆耳杯，而耳杯中有「上林」和「建平五年」（西元前二年），可作為與中國交流的證據。

此外，位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共和國之間的費爾干納地區亦出土了為數不少的漢式鏡，其花紋有內行花紋鏡、四乳四虺紋鏡、星雲紋鏡和方格規矩獸紋鏡。《漢書》中記載了在費爾干納的古國大宛：「宛國饒漢物」，因此這些銅鏡是中西交流的實例。而漢的手工業與銅鏡製作傳統一起傳到境外的中國銅鏡，也曾被當地居民仿製。 這說明了漢代與西域貿易的行為，有可能是直接貿易或是由匈奴輾轉取得。

不僅匈奴大量委託中國工匠製作器物，其實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中國也大量使用北方遊牧民族風格的器物或裝飾圖樣。漢代許多諸侯墓經常出土有動物風格圖像的金銀器。這些圖像有大角鹿、鷲首怪獸（Griffin）、奔馬或是動物搏鬥圖像。這些現象說明漢代已流行異域情調的珍玩，特別是流行於上層貴族。

值得一提的是，年代定於西漢文景年間的安徽巢湖北山頭一號墓，出土兩件漆盒。在該器的器壁上繪有四馬，二匹為一組，頭部相對；器蓋飾以兩組四匹的臥馬紋，身上有許多小平行線紋，而圈足包裝銅飾，上淺浮雕六匹臥馬。 馬在中國的裝飾傳統中相當少見，而這些馬之特殊處有：一、作鏡像（mirror）處理，通常中國裝飾以二方連續紋為主，而北方遊牧民族裝飾則以鏡像為主；二、這些馬匹的後肢都呈現反轉的失重狀態，這也少見於中原器物，其源頭可能與阿爾泰山的斯基泰人有關；三、馬的頭部或尾部飾以許多小型的勾喙鷹首，推測也是借鑑自游牧民族的藝術母題，為鷲首紋的簡化。可以推測的是，當時漢人可能不是直接接觸斯基泰人，而是透過匈奴而認識到這些特殊母題。我們在稍早的匈奴黃金製品上就經常見到這種藝術手法。這不僅說明了中國工匠幫匈奴製作金銀器，在製作的過程中這些遊牧民族的母題也影響到其它不同材質作坊的工匠，並運用到中國器物上。

第四節　小結：華夏邊緣的匈奴

在司馬遷的《漢書》〈匈奴列傳〉指出：「匈奴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上述的文字透露出司馬遷對匈奴帶有一種鄙夷的看法，批評他們不懂「禮」，而且兒子可以再娶後母，兄弟可以接收對方的妻妾，實在沒有倫理。過去中國對於此看法並未懷疑，因為華夏總是自視為天子之國，是文明之邦，而周圍的國家則是蠻夷。

然而，透過當前文化研究的反省，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用的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方式來觀看「它者」，也就是漢族是中心，而匈奴是邊緣的歧視觀點。也就是說，所謂的「民族意識」骨子裡是一種透過指出異邦的野蠻與怪異，來讓使用相似文化或擁有集體記憶的族群得以凝聚，而不只是客觀的語言與體質問題。透過這種觀點可以發現，漢人是透過指出非漢人以合法化自身的正統性，也就是自己所處的是文化中心，而將其它地區視為邊緣的蠻荒地區，因此匈奴的習俗就被視為是「茍利所在，不知禮義」了。事實上，透過考古材料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漢文化或匈奴文化均非獨立發展，漢朝、匈奴之間存在著某些共通性，是不斷地互相影響與互相借鑑的，匈奴也不能以「蠻族」一詞就涵蓋其文化的特殊性。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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