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324期，2010年3月，頁2-13
今日黃金的價位不斷站上歷史新高，反映出人們對於擁有黃金的熱切渴望。而在人類歷史中，黃金價位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它量少質優，且供不應求。考古資料顯示，早在西元前4,000年的保加利亞Varna地區已大量使用黃金，而西亞、埃及也製作大量金器，甚至在歐亞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莫不以金銀器為貴。對西方世界而言，它不只是一種珍貴的材料，更累積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是階級、財富與不朽的象徵；在中國，則主要是透過玉器作為此一象徵。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主要也是以金銀器彰顯其身份，而且後人還能透過金銀器的造形與圖像，發現他們的世界觀與審美觀。
一般認為，作為草原民族一支的契丹，對金器的熱愛應是繼承了北方長久以來的傳統。事實上，契丹金銀器不論是就形式、製作工藝與器表圖像來說，與其說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原生傳統，倒不是說受到具國際風格的唐代金銀器的啟發更深。因此，在討論契丹金銀器之前，先簡述中國北方民族金銀器發展概況，並進一步來反思契丹金銀器的特點。
第一節 契丹以前中國北方民族金銀器的發展
就中國使用黃金的發展史來看，周邊區域使用金器的年代早於中原地區。青銅時代初期金器形制上係以耳環和鼻環為主，主要分布在甘肅四壩文化與齊家文化、內蒙古東南與冀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以及新疆天山北路哈密市的青銅初期文化。
商代、西周時期，北方黃金製品出土地點集中於三處：一、太行山以東的遼西、冀北與內蒙東南等地；二、太行山以西的晉陜高原；三、西北的新疆地區。在太行山以東地區的黃金製品有臂釧、喇叭形耳飾、髮笄、金絲圈耳飾、圓形牌飾與銅劍附飾等。晉陜高原的黃金製品集中在商代，以新月形金耳飾、金絲耳飾、弓形箔片為主，其中新月形耳飾共出了20餘件，而此地在工藝上也以拔絲為特徵。新疆地區則出有指環與耳飾。整體來說，北方與西北地區這種以裝飾身體為主的黃金用途，係沿續了青銅時代初期的北方與西北地區以金飾身的傳統。
自東周時期以後，中國北方地區黃金製品扮演了比商周時期更吃重的角色。大約是春秋中晚期以後，北方地區原本的半農半牧生活，因氣候的乾燥化而逐漸出現專業遊牧化的生業形態。從此階段的墓葬觀察，基本已不見有大型青銅容器的隨葬，反而是殉埋大量的牲畜以及貴金屬器。而原本作為身份表徵的青銅容器並不適於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因此便於攜帶、展示的黃金製品遂受到更多青睞。這些遊牧民族金器與中原金器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們幾乎全屬身體各部份的裝飾，或是小形器物如馬具、武器上的裝飾配件。這些金冠、牌飾與首飾不僅是地位的象徵，器面上生氣勃勃的設計，更反映了擁有者的信仰、氏族的成員的資格及其所屬階級。透過這些王族的標誌，酋長方能恰如其份的展現其統治權力（黃翠梅、李建緯，2007）。
圖1：內蒙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 四虎咬牛紋金飾牌 圖版：筆者攝於2008年2月於內蒙古博物館 右《考古》，1980：5頁334(圖2)
圖2：內蒙古伊克昭盟旗西溝畔M2 虎豚咬鬥紋金飾牌 圖版：左 筆者攝於內蒙古博物館（2008年2月）；右《文物》，1980：7，頁2圖三之1
從戰國時期開始，北方金器的器體大多呈圓雕或浮雕表現，即便是貼於器表的金箔，也多經過敲花或壓花處理，使之具一定的體積和量感。表現母題以猛獸或猛禽類的獅、虎、鷹鷲、熊，撕咬馬、鹿、野豬、羊、牛等為主，有時還出現類似阿爾泰山帕澤雷克出土的格里芬（Griffin）動物母題。這些圖像往往作左右對稱的鏡像（mirror image）表現，即使非以鏡像方式表現者，也多屬側視並表現出具有深度的透視感（perspective），因此整體圖像具有強烈的敍事性與動態感，不同於中原和南方地區較為靜態的肖生動物風格。在藝術內容方面，則表現出掠食者與被獵者的二元對立與以及對自然法則的服膺（李建緯，2008）。這種以現實動物做為主要裝飾母題的表現手法，一般被稱之為「動物式風格」(animal style)。關於此類母題的來源說法雖然不一，但其源頭來自北方遊牧民族，應是無誤。
秦漢以後，一如中原已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北方草原民族也逐漸統一形成匈奴草原帝國，並與中原既有對峙亦存在貿易關係。匈奴金銀器作為飾身技術的多元化，特別是王族皆以大量金銀器布滿全身為時尚。除了匈奴，西域也盛行金銀器，東漢時期焉耆縣博格達沁古城黑圪達遺址出土的一件焊珠龍紋金牌飾，工藝驚人，以鋪滿全器的黃金焊珠創造出華麗的視覺效果，比起東漢時期中原地區的焊珠金器在焊珠技術上更純熟，並成為後者企圖仿傚的審美品味。
自東漢以後，匈奴勢力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東胡分支的鮮卑族。東胡鮮卑系統的金器主要係以扭絲、金葉耳飾為主，而金步搖冠飾和金龍形飾皆是此時的新品類，孫機認為應受到西方的影響。在圖像上，以直立、並排或相對的馬或鹿為器表圖案，或直接作為金器外形，既少見太行山以西那種追求寫實的、動物格鬥的題材，而鄂爾多斯已盛行的格里芬母題也未被廣為接納。
圖3：北朝 內蒙哲里木盟科爾沁左旗六家子墓‧黃金獸形飾牌 圖版來源：《中國‧美的十字路展》大廣，2005，fig.45
圖4：北朝‧內蒙古烏盟達茂旗‧金龍項飾 圖版來源：《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金銀器（一）圖86
綜觀整個先秦、漢代至六朝北方地區遊牧民族金銀器，其特點歸納如下：其一、在功能上，金銀器作為身體佩件或馬具裝飾的比例占多數（如耳飾、項飾、胸飾、臂飾、指環、服裝綴飾與馬飾等）；其二、圖像以動物母題（虎、鷹、鹿、馬、狼、熊、格里芬或龍等）為主，植物與人物形象非常少見；其三、基本不見有金銀容器；其四、整體來看，金器的數量比銀器數量多，但隨著年代愈晚，銀器比例也逐漸提高；其五、金銀器經常和綠松石互相搭配或共出；其六、雖然北方地區從戰國以後就逐漸受中原金器工藝的影響，但整體來說仍是北方對中原的影響大於中原對北方的影響。
唐代以後，國力強盛，與中亞交流愈見頻繁，從皇親貴族到庶民皆以擁有金銀器為尚，甚至已凌駕玉器。特別是窖藏與地宮出土金銀器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是前所未見，例如，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270件金銀器，1987年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121件金器舉世聞名。中亞地區對於金銀容器的喜愛，也使得唐代金銀器中容器的比例提高。反觀唐代北方地區的金銀器，如內蒙赤峰敖漢旗李家營子、或是內蒙赤峰錦山窖藏的金銀器，不論是器型、紋飾和工藝方面，受中原金銀器風格的影響極深，逐漸脫離了六朝以前北方遊牧民族金銀器的形制、功能與圖像等傳統。
第二節 契丹金銀器簡介
契丹人很早就活躍在中國北方草原，被視為是鮮卑人支系柔然部。一般認為其服裝服裝為長袍左衽，圓領窄袖，褲腳放靴筒內。特別是髮型上，契丹男女皆髡髮，男性在兩鬢各留一綹頭髮，其它部份的頭髮剃光；婦女則只剃沿前額邊的頭髮。
圖5：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一號遼墓壁畫局部 圖中男性多為髡髮 圖版：筆者自攝
在契丹的物質文化中，金銀器是一項既種類豐富、數量眾多且文化內涵也異常複雜之品類。目前所知的契丹金銀器約有數百件，主要分布在內蒙、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吉林和北京地區，出於墓葬、佛塔與窖藏。特別是2003年吐爾基山遼墓的發現，出土的大量金銀器，讓契丹金銀器研究掀起另一波熱潮。自上世紀90年代起，契丹金銀器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陸續有〈遼代金銀器上的鳳紋〉（朱天舒，1997）、〈論遼代造中期金銀器的唐代風格〉（張景明、馬利清，1999）〈遼代金銀器的器形紋飾演變及工藝〉（張景明、趙愛軍，2000）、〈遼代金銀器的特徵及造型藝術〉（張景明，2006）、〈遼代金銀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張景明，2006）、〈唐代金銀工藝對遼代金銀器的影響〉（趙瑞廷、康宇風，2008）、〈遼代把杯、折肩罐〉（周衛星，2008）……等研究問世；在專書方面，則見《遼代金銀器》一書（朱天舒，1998）。上述研究大抵從器物分期、紋飾、形制分類與文化交流的角度出發。下文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透過契丹金銀器的藝術風格，以檢視其在整個中國北方金銀器發展歷史中的傳承與變異。
一、重要墓葬
根據朱天舒《遼代金銀器》（1998年）一書統計，契丹金銀器出於30餘處，今日已不止此數。以下將透過遼早期（吐爾基山墓、耶律羽之墓）、遼中期（陳國公主與駙馬墓）與遼晚期（巴林右旗銀器窖藏）幾個具代表性遺址介紹遼代金銀器。
（一）內蒙古吐爾基山墓
西元2003年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南麓山坡上，發現一座長54米之遼墓。據墓葬遺物判斷，此墓年代為遼早期，墓主為年齡30-35歲之女性貴族，經X光透視，發現墓主身上有金屬黑點，且清理屍身也發現腹腔有汞。根據塔拉先生提供的消息，水銀可能是契丹人保持屍身不腐的習俗。出土的隨葬品有金器、銀器、銅器、漆器、木器、馬具、玻璃器以及絲織品等。其中，黃金製品數量與種類上在遼代可說是數一數二：有金單耳八棱金杯、各式鎏金或鏨花容器，還有摩羯形嵌綠松石金耳墜、金手鐲、金戒指、針、頭部金箍等，而銅器如鐘、銅鈴、牌飾、銅泡等，亦大多為鎏金；此外，木棺及棺床為彩繪貼金，木枕與針線包也都貼上金箔或金質圖案。
圖6：吐爾基遼墓鎏金鏨花銀壺 圖版：筆者拍攝，2008年2月於內蒙博物院
圖7：吐爾基遼墓金杯 圖版：筆者拍攝，2008年2月於內蒙博物院
圖8：吐爾基山遼墓 金耳墜 圖版：筆者拍攝2008年2月，於內蒙博物院
圖9：吐爾基山遼墓龍紋鏨花鎏金銀盒 圖版：筆者拍攝2008年2月，於內蒙博物院
（二）耶律羽之墓1992年在阿魯科爾沁旗清理的耶律羽之墓，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蘇木朝克圖山的南坡上，墓葬為磚石結構，由墓道、門庭、墓門、甬道、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耶律羽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金銀器、陶瓷器、絲織品、車馬器具、銅器、鐵器、木器、以及玉、瑪瑙、水晶琥珀飾件等。
圖10：耶律羽之墓出土盾形金戒指 圖版：《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金器器卷（二），圖341
圖11：遼早期‧內蒙赤峰耶律羽之墓‧嵌綠松石摩羯金耳墜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90
金銀器有盾形金戒指、圓口花腹金杯、五瓣花口金杯、鎏金鏨花銀盃、金花對雁紋銀唾盂、「萬歲台」金花銀硯盒、鎏金鏨花銀盒、折肩孝子圖鎏金鏨花銀壺、摩羯紋金耳墜等。這批金銀器形制大多可從唐代金銀器中找到母型，具濃厚的唐代風格。
圖12：遼早期‧內蒙赤峰耶律羽之墓‧五瓣花形蘆雁紋金杯 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87
圖13：遼早期‧內蒙赤峰耶律羽之墓‧金花對雁紋銀唾盂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02
（三）陳國公主與駙馬墓1986年在奈曼旗發現的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東北10公里斯布格圖村西的山南坡上，此合葬墓係由墓道、天井、墓門、前室、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隨葬品極為豐富，金銀器主要集中在主室中。金器有31件，總重量1365.75g，銀器有147件，總重量5723.7g。就種類來看，有殮葬具的銀絲網絡、金面具【圖14】、高翅鎏金銀冠、鎏金銀冠、金花銀靴；馬具類有鑲玉銀馬絡頭鑲玉銀胸帶、鎏金鐵馬鐙；佩飾用品有銀蹀躞帶、雙龍紋金手鐲；生活用品有玉柄銀刀及鎏金銀鞘、金花銀奩盒、鏤花金荷包、鏨花金針筒、八曲連弧形金盒、金花銀枕，以及以金絲串接的玉飾件等。
圖14：遼中期‧內蒙通遼奈曼旗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金覆面 圖版：筆者自攝
圖15：遼中期‧內蒙通遼奈曼旗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鏤花金荷包 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17
（四）巴林右旗銀器窖藏
1978年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一處窖藏坑，坑內無窖穴，而器物散埋於土中，故是倉促之間埋藏。窖藏文物主要是銀器，還有銅器和瓷器。銀器有八楞鏨花銀執壺與溫碗1套、柳斗形銀杯、荷葉敞口銀杯、覆瓣仰蓮紋銀杯、二十五瓣蓮花口銀杯、海棠形鏨花銀盤1、銀簡等。其中，銀執壺和四川溫江南宋窖藏等形制非常相近，說明遼與宋之間的交流相當密切。
圖16：巴林右旗銀器窖藏 八楞鏨花銀執壺 圖版：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32
圖17：巴林右旗銀器窖藏遼晚期‧內蒙赤峰巴林右旗白音汗窖藏‧柳斗形銀杯 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34
二、契丹金銀器的工藝特徵與功能
根據學者研究，契丹金銀器的製作有官營作坊與私營作坊。官營作坊集中在宮衛的「斡魯朵」，主要是契丹所俘虜的漢族金銀匠師。由於契丹人對金銀器需求極大，導致遼聖宗統和十年曾頒布「禁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珍玩。」說明因契丹人以大量黃金隨葬，故才會頒布禁令。為了因應廣大的社會需求，因此私營作坊因應而生，有自由的金銀匠作。
在工藝方面，契丹金銀細作主要在錘鍱、敲花、鏨花、鎏金、拔絲等技法上發達，特別是鏨花與錘鍱技術相當成熟。反觀從漢代至唐代流行的焊珠工藝則呈現衰退之局面－真正的焊珠工藝僅見於吐爾基山遼墓的一對金耳環。另一方面，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墓中發現有銀質網絡，直徑0.5-0.7mm，顯示其拔絲工藝很熟練，而許多玉器接附加上金鏈，也以金銀絲製造出纍絲的效果。
關於契丹金銀器的功能，主要可分為五種主要用途。有一、生活用品 審美與實用面 容器（碗、盤、杯、壺、盒、罐、函、匜、盞、托缽）、荷包、針筒、針等；二、喪葬用品 精神層面（喪葬習俗） 覆面、網衣、靴、靴底；三、冠服佩飾 審美層面（身份表徵） 裝飾用具（帶銙、蹀躞帶、冠、耳環、戒指）；四、祭祀用品 精神層面（宗教信仰） 佛教用品（菩提樹、舍利塔、淨瓶、經塔）；以及五、馬具裝飾 遊牧生活（身份表徵） 鞍橋、帶飾、纓罩、壓銙、鈴。
圖18：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一號遼墓出土銀鎏金馬具 圖版：筆者自攝，於內蒙古博物院
在上述功能中，喪葬用具和祭祀用具係遼中期以後才出現。文獻中也可找到材料印證。在喪葬用品方面，《虜廷事實》提到契丹「其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實以香藥鹽礬，五彩縫之。又以尖葦筒，刺於皮膚，瀝其膏血盡，用金銀為面具，銅絲為絡手足。」在馬具方面，《契丹國志》記載了在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中有「塗金銀龍奉鞍勒……白楮皮黑銀鞍勒。」而生活用品方面則見《遼史卷七‧穆宗》「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為閘撒錢，賜帶、金盞、銀二百兩。」相關記載，繁不備載。第三節 契丹金銀器風格的傳承與變異
關於契丹金銀器形式來源的討論，若和北朝以前的北方金銀器傳統比較，可以發現在器類、圖像風格與功能方面皆已有所不同（朱天舒，1998）。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遼早期受唐代影響極深，而中期以後則逐漸融合宋代文化，晚期以後受宋風格化的發展更明顯（朱天舒，1998；趙瑞廷、康宇風，2008）。
一、唐宋的影響
雖然學者已指出契丹金銀器中存在一些西方文化因素，如摩羯魚、多棱單耳金杯、高足杯、五（六）曲銀碗與折肩罐等（張景明，2006.3；周衛星，2008：20-21），但上述的西方因素中的某些已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如摩羯魚、多棱耳杯和多曲銀碗等。
圖19：唐 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窖藏‧歌舞伎八棱金杯 圖版：筆者自攝 於陜西歷史博物館
圖20：遼早期‧內蒙赤峰耶律羽之墓‧鎏金高士圖鏨花七棱銀把杯 圖版：《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93
圖21：唐並蒂團花紋渣斗 圖版來源：《遼代金銀器》，圖3-1
圖22：遼早期鴛鴦團花紋渣斗 圖版來源：《遼代金銀器》，圖3-3
唐代金銀器對契丹金銀器的影響，可說是全面性。契丹金銀器中的唐代特徵，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工藝方面，主體隱起圖案、魚子紋地的背景、鎏金和鏨刻技術的傳承等。其二、器形方面，在器口部份，如遼金銀器中圓口、花瓣口、盤狀口、曲式與海棠形口皆是唐式的遺風，還有器足部份的高圈足，以及各種容器形態，幾乎都可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範本。其三、紋飾方面，遼金銀器紋飾布局可分為分區裝飾、單點裝飾與滿地裝飾三類，至於紋飾按其比例與畫面的位置還可區分為主體紋飾和輔助紋飾，而這都是唐代金銀器上常見的裝飾概念，甚至是母題的種類與形態也非常相似。其四、在作坊方面，唐末有大量的工藝匠人流散到遼國，因此遼初不只是工藝，連生產機制幾乎承接自唐，例如金銀器製作機構、器物標準化程度、器物上鏨刻年號、被供奉者名字、供臣與銜署名等（趙瑞廷、康宇風，2008）。自澶淵之盟（西元1004年）以後，遼宋之間互派使者，而宋每年輸遼白銀20萬兩，絹20萬匹。在《契丹國志》卷21記載「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金花銀器30件，銀器20件……。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30件。」此方面記載很多（張景明，2006）。遼金銀器引入宋代風格後，高浮雕器逐漸流行，並使用剔地工藝；至於遼前期常見的團花紋飾，自中晚期以後就以布滿器面的花葉形紋飾為主，在肖生紋飾上也受到宋的啟發。銀器數量極多，但鎏金與金器數量就相對減少。遼代中後期在工藝方面最明顯的便是使用大量的鏨花技術，生活用品比例提高，裝飾品減少。
圖23：北宋時代龍紋 圖版：《遼代金銀器》，圖5-1
圖24：遼鎏金盤龍紋銀碗上的龍紋 圖版：《遼代金銀器》，圖5-2
二、突厥的影響
孫機指出，唐代時北方強大的突厥也喜愛使用金銀器，特別是折肩罐/杯（分為無柄、環柄與扳指柄）是突厥系統金銀器的特徵。而遼代金銀器中折肩罐應是受到突厥的影響（孫機，1993；朱天舒，1998）。其中，無柄折肩罐可在耶律羽之墓、克什克騰旗和赤峰解放營子皆可見到；至於板指折肩罐則可在吐爾基山遼墓見到。值得注意的是，吐爾基遼墓出土的鎏金銀鏨花折肩罐，在形制與紋飾上與突厥的科比內M2的金罐、奈林稿木頭營子M2的銀罐幾乎相同。再加上《遼史‧太祖上》指出，神冊元年太祖「秋七月壬申親征突厥、吐谷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因此，這件是否是遼初與突厥打仗所獲之突厥金銀器，有其可能性。
三、契丹金銀器中的覆面與冠
契丹金銀器中，非直接承襲自唐宋傳統者為金銀殮葬用品，其種類有覆面、靴與銀絲網絡，下文將針對覆面討論。關於這種金質覆面的來源，目前存在幾種說法：契丹古老葬俗、佛教的影響、東胡民族古老葬俗、以及遼社會巫儺文化的反映等（朱天舒，1998）。由於這種覆面的葬俗只出現在遼代中晚期，故並非遼原生葬俗。事實上，這種以貴金質覆蓋在臉部的葬俗，西方比東方出現得早，由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1822-1890）發現，位於希臘本土麥錫尼文化的王族墓中，就發現一具按墓主臉部特徵製作的金質面具，其眼睛作閉闔狀；而埃及法老惟一一座未被盜掘的圖坦卡門墓，年輕法老身上也套上了一件自面部覆蓋至胸部的黃金胸像，而該金質面罩目光炯炯有神，則呈現睜眼前視之形象。
圖25：麥錫尼文化 別號「阿那門農」金質面具（1600B.C.）《Gold Smith's Art 5000 years》, fig.21
圖26：圖坦卡門黃金面罩 (1350BC) 圖版：《Gold Smith's Art 5000 years》, fig.1
遼代以前的中國境內，也出土有類似的金質面具，一是出於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境內的金鑲紅寶石面具，另一件則是出土固原唐代史道德墓，器主的五官皆以金質箔片覆蓋，眼睛皆作睜視狀。金覆面額頭上為半月形托一圓球，羅豐認為應當與西亞、中亞人崇拜的日月習俗有關（羅豐，1996）。若從英人斯坦因在新疆地區考察發現的絲質面罩來看，這是魏晉至隋唐西域常見的葬俗。從上述考古材料的分布地點來看，這種金質覆面非漢人傳統，而是西方、中亞至中國西北地區常見的葬制，可能與某種信仰有關。至於契丹的金質覆面，以陳國公主與駙馬墓出土的2件面罩來看，其外形大小與長相不同，因此報告中所稱是依墓主生前容貌是可能的（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面具周邊皆有穿孔，為覆蓋頭部的銀絲網絡穿孔一起固定之用。
圖27：漢晉時代‧新疆尉犁營盤墓地M15‧營盤男子正面(額頭貼金) 圖版：《天山古道東西風》圖321
圖28：西突厥‧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境‧金鑲紅寶石面具 圖
版來源：《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金銀器（一），圖108
圖29：固原唐史道德墓出土金面罩 寧夏博物館藏 圖版來源：筆者自攝：2009年7月
相較之下，中原並不以金質面罩殮葬，反而是以玉質來覆蓋在臉部，即所謂的「玉幎目」，而這種玉幎目的功能經常被指向某種信仰。鄧淑蘋和羅森指出，中國古代早期以玉器殮屍的葬俗，期望透過玉器本身的某種能量（如玉精），來幫助使用者不朽或成仙等的觀點（鄧淑蘋，1995；Jessica Rawson，1995）。相形之下，契丹的覆面材質有金、銀、銀銅鎏金、銅、鉛等，隨著身份愈高材質愈珍貴，說明材質與等級的關係較為密切，但是不是金銀本身與某種永恆性質的信仰有關，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求證。除了上述的殮具，遼代的金冠也是極具特色的一種形制。這種金冠和匈奴系統的金冠，或是鮮卑系統的金步搖分屬不同頭飾傳統，而屬於佛教傳統，目前一般認為它源於唐五代以後的菩薩冠；在功能方面，這種冠究竟是實際上使用的冠帽，還是專門作為喪葬習俗之用，學者則認為可能兩種用途兼具（朱天舒，1998）。至於掛佩金花飾件上作葉片的形態，雖非直接繼承自鮮卑的步搖冠，但在形態上也存在模仿的關係。
第四節 結論：再創金銀器藝術高峰的契丹金器
中國北方自青銅時代初期金器就相當發達，而契丹金銀器更可說是在原本已興盛的貴金屬傳統中，再創新局。它雖繼承了唐代金銀器的傳統，之後並受到宋影響，但契丹卻在使用層面上更廣，貴族不僅在其生活用品或是裝飾用品上，大量消費金銀器，甚至是宗教與喪葬亦不例外。此外，契丹金銀器在工藝上也將唐的金銀細作技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可謂中國北方民族藝術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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