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研究
文載於《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15期，2014年10月，頁1-20。
文中圖版已刪去，欲見圖版，請查閱原文
論文摘要
臺中市南屯區萬和宮所在的「犁頭店街」，在康熙末至雍正時期始有漢人開墾，一般認為該廟建於雍正年間。根據調查，萬和宮與文物館所見各式香爐約十餘件，其中，陳列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一件鉎鐵爐，器形獨特，為盤口圓筒三足，爐身一周八卦文。爐口鑄有「萬和宮觀音佛祖」、「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與「犁頭店街眾弟子仝置」等字體。從年款來看，得知為當地民眾捐貲鑄造。本文透過萬和宮的歷史沿革、爐具的形制演變，以及其它傳世的實物證據，說明該類香爐的功能應為焚燒疏文、符令、感謝狀與金紙之盛器，其產地可能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
關鍵字：萬和宮、鉎鐵、金爐、八卦紋、犁頭店街
一、 研究動機：釐清鉎鐵金爐之功能與圖像意涵
位於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51號的萬和宮，具有悠久歷史，是南屯區的信仰中心。廟內以及旁邊香客大樓四樓的萬和宮文物館內，所見早期香爐十餘件，其材質有鐵、銅、錫、木、瓷、陶等，反映該宮香火鼎盛。其中，置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八卦文鉎鐵爐，和一般供桌上所見方形或圓形爐造形迥異，具有強烈特點，值得深入討論。
犁頭店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現藏於萬和宮文物館
有關該件爐具的認識，《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1998）曾記錄其收藏位置（萬和宮文物館）、年款（道光十五年瓜月穀旦）、贊助人（犁頭店街眾弟子）與使用對象（觀音佛祖）等訊息；[1]而《臺中市萬和宮志》（2004）也點出該爐的工藝（鑄造）、年代與贊助人與供奉對象。[2]值得深思的是，同一件器物，二文名稱卻有「金爐」與「香爐」之別。這種盤口、筒腹、三足之大型鉎鐵爐具，在臺灣寺廟中並不罕見，通常是一廟一件。普遍來說，器物名稱與其功能息息相關，是以這樣造形的爐稱為「香爐」，則是視為插線香用的一種爐具；反之，若稱「金爐」，則是擔任祭祀活動中用以盛燒疏文、紙錢等金屬容器。發人疑情的是，該件八卦文鉎鐵爐究竟是金爐還是香爐？
認為該類爐具作為香爐用者，以〈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2007）一文為代表。[3]該文稱淡水鄞山寺所藏的一件八卦文鐵爐為「香爐」，而其造形和爐身的八卦紋飾，明顯有別於同時代臺灣其它石或木質方形香爐（文中稱石或木質香爐為「時尚香爐」），卻與更早的宋元瓷香爐風格相近。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所反映的「復古」現象，與廟中楹聯中不斷強調宋代思想呼應。然而，該鐵爐上八卦文的巽卦重複，震卦從缺，顯示這種復古在歷史發展中又產生失誤，一方面表達出十九世紀的贊助者汀州人對於族群過去「歷史記憶」的追尋，也尚未對臺灣本土完全認同。[4]
實際上，該類爐具功能非但不是「香爐」，在臺灣清代寺廟中也是頗為流行的一種器具，未必是一種刻意選擇的「復古」造形，不全然反映閩西汀州人對宋代的歷史記憶；[5]再者，從實物來看，八卦文亦屬清代臺灣宗教文物中常見的一種題材，尤其是寺廟中的香爐。鑑此，吾人實難以從「復古」一詞來詮釋鄞山寺的八卦文鐵爐；同理可證，我們也不能將此意義，套用在萬和宮的八卦文鉎鐵爐，而視之為反映當地漢人移民的原鄉認同與歷史記憶，尤其南屯地區移民來源非常複雜。職是之故，本文將以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為例，透過傳世的圖像與實物，指出該類爐具的功能為金爐，以及其流行年代範圍與製作地點。
二、 犁頭店萬和宮歷史背景
（一） 萬和宮的創建
萬和宮位於臺中市南屯區。南屯是臺中最早開發的區域，原是巴布薩平埔族貓霧拺社的範圍，據傳鄭成功部將北路鎮撫督劉國軒曾於此駐兵。一般認為大約是在康熙末至雍正初，方有漢人進入開墾，但該地活動仍以平埔族為主。臺灣納入清版圖後，漢人移民至當地漸多，與蕃社經常發生衝突。[6]
萬和宮所在地舊稱「犁頭店街」，宮內主祀的媽祖被當地稱為「老大媽」。坊間傳說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定海總兵張國渡海以平定大肚番變，為求航海平安，乃自湄洲恭請護船之神像「老大媽」護軍來臺。最初安置於犁頭店，建小祠祭拜，其後因於地方常顯聖蹟，故信眾漸增，於是當地有了建廟提議。其後，遷至萬和宮的現址建廟。[7]
然而，根據《第三級古蹟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以下簡稱《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研究，該段說法與史實存在矛盾。[8]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濁水溪以北鮮有漢人，例如郁永河在《裨海遊記‧卷中》提到，經半線社「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晰妍好者。」過啞束社，至大肚社等處，則是「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因此而有「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9]之嘆。由此可知，當時濁水溪以北的平埔族仍保持原來生活，應未有番變一事。
其二，張國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方升官為定海鎮總兵。坊間傳說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張國以浙江定海總兵身分渡臺平反番變，其實當時其身份為隨施琅平臺的將領，故傳說並不符於史實。
其三，清初臺灣中部地區規模較大的民變為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之亂，當時張國已不在臺灣，因此不可能帶兵渡海平亂。因此，《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推測萬和宮老大媽來臺可能時間，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張國擔任臺灣北路參將，或是張國於康熙五十年返臺任臺協之時。[10]
另一方面，坊間相傳廟地為張國所捐，然而張國於康熙六十年（1721）辭世，距雍正四年（1726）的建廟時間已有五年。故張國捐地一事，《臺中市萬和宮志》指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其生前已捐獻廟地；二則是其子張嗣徽以父之名捐贈。[11]萬和宮築廟一事，根據大正十四年（1925）調查的《寺廟台帳‧臺中州大屯郡‧II（中）》資料，並未點出與張國有直接關係，而是由居住在犁頭店一帶的張、廖、簡、賴、黃、江、何、楊、戴、劉、陳、林等十二大姓氏為基礎，集資一萬圓興建，至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日竣工，定名「萬和宮」。雍正四年建廟之說雖缺乏直接文獻史料，不過可確定的是，犁頭店街在雍正年間便已形成漢人聚落，如乾隆六年（17）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載有：「犁頭店街，距縣治東北三十里。」可知乾隆初期犁頭店早已成街市，故不排除在更階段寺廟已存的可能性。
目前宮內三川殿懸有一面「福蔭全臺」匾，上款「雍正五年吉日置 曰代母彭門羅氏立」，下款「特授北路營管貓霧捒隆恩田 右營守備帶尋常軍功加一級記錄一次彭朝桂題」，根據《萬和宮志》考證，雍正五年（1727）應後世重修匾額時誤植，因左右營守備設於雍正十年（1732）。[12]前文有待商榷，因《彰化縣志》有載：「貓霧捒巡檢署，在犁頭店街，雍正十年建。」[13]故當時所設應為巡檢署而非左右營，且彭朝桂所署官銜為軍職，與巡檢署之文官性質不同，兩者不必然有關係。然而，有了官治，犁頭店街上信仰中心的媽祖廟獲頒匾額可能性不低；同時，筆者實際從匾額背面木質檢測，為福州杉木，並以拼接製成，係清代常見匾額製作手法。上述理由或可間接證明萬和宮在雍正年間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一是彭朝桂其人無史可考；二是「隆恩田」的稱呼是否符於雍正年間？上述例子，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實物檢測與分析。
（二） 各時代之修建
乾隆五十一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件，其部屬攻打彰化縣城，殺害貓霧拺巡檢渠永湜，燒毀巡檢衙署。其後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再度重建巡檢衙署。而乾隆六十年（1795）再度發生陳周全事件。[14]萬和宮是否因此上述事件遭波及，並無直接證據。然而從木構建築的使用年限來看，推測雍正四年（1726）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宮廟應有重修的可能性。[15]
嘉慶元年（1796）的「萬里恩波」匾，落款「捒南合境弟子仝立」，《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與《萬和宮志》皆推論該時期可能有重修之舉。此外，萬和宮的老二媽神像係嘉慶八年（1803）所雕，相傳是西屯閨女廖品娘入神，為臺灣媽祖廟中罕見的在地媽。
《寺廟臺帳》記載，道光元年（1821）萬和宮因地震遭受損毀，眾人集資將宮廟修復。然而，道光十二年十月（1832）、二十六年（1846）與二十八年（1848）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推測萬和宮可能受到地震影響而有受損。[16]從宮內所見「道光拾伍年」（1835）款的鉎鐵爐具，以及道光二十年款（1840）的殿前大鍾，皆可能是當時受到地震影響重修時所添置之文物。
光緒十二年，為清代最後一次大修，宮廟內多塊匾額可證明此點，如「乃聖乃神」匾、「福祐熙照」匾等，皆有「光緒拾貳年重修」之字樣。[17]此外，收藏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關聖帝君木香爐，也見光緒十二年款。另外，宮內所見的聖二媽、聖三媽也為此時也置。
日治時代，《寺廟臺帳》記載大正二年（1913）陳盛與賴清標出資，進行萬和宮的大修復。[18]大正九年（1920），更換正拜殿的木柱為龍柱，在拜殿的龍柱也可看到其上刻著「大正九年」的字樣。其後有一段為期一年多的重修，昭和十一年（1936）發起興工重修，至十二年（1937）竣工。
民國三十四年（1945）二次戰後，萬和宮陸續有多次重修。民國四十一年（1953）整修正後殿，正殿架內立四支水泥柱，而後殿也仿正殿作法，將天溝及木結構架改為水泥結構，該次重修留下了影像記錄（圖3）。民國四十七年（1958）與民國五十年（1961）則針對媽祖金身、神輿與神像金身作整修；同時，民國五十年（1961）籌組並完成辦理「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的手續。民國七十四年（1984），萬和宮被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
三、 臺灣所見其它同類型爐具比較
目前陳列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觀音佛祖鉎鐵爐，爐具全高50公分，口緣直徑80公分。器形獨特，外觀上為盤口、筒形腹、三足，三足皆作螭虎吞腳。
爐口右側可見「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年款
爐身中段一周為浮雕八卦文，下段則為四方連續之淺凸起水滴紋。爐口鑄有淺浮雕之「萬和宮觀音佛祖」，右側為「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字體模糊；左側為「犁頭店街眾弟子仝置」。從年款來看，該件爐具專屬於觀音殿，同時說明道光年間的後殿觀音殿已存在。此外，該件金爐為犁頭店街當地居民共同捐貲鑄造，也反映出萬和宮為犁頭店街當地的信仰中心。
（一） 臺灣其它同類型爐具的比較
有關三足鼎式八卦文爐具的流行，南宋的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四川重慶容昌窖藏、元代的新安沈船等考古資料已見，顯示這種造形其來有自。研究指出，宋代興起的八卦文鼎式三足爐，原來可能與北宋士大夫和皇家所帶動對三代古器物學的興起，引起的收藏三代古銅器風氣有關，南宋以後則是因應江南與海外市場需求而流傳。[19]這種來自中國大陸的器物傳統，進入臺灣以後，是否只被北部地區的特定族群（如汀洲眾）所傳承？實際資料顯示，台灣北、中、南部地區的寺廟皆存，與特定族群的對應關係，並不明顯。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文獻處藏有一本《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為臺灣知府蔣元樞於清乾隆43年（1778）進呈的紙本彩繪。[20]其中，在〈孔廟禮器圖說〉中，見有類似爐具之圖像（圖5）。從該圖像觀察，爐具為盤口、弧腹、三足作螭虎吞腳，然爐身一周的壽字與Ｓ紋，以及盤口之C形文，既與萬和宮鉎鐵爐不同，亦未見於傳世實物中。
臺灣知府蔣元樞於乾隆43年（1778）成書《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圖中下為盤口三足爐具
在傳世的實物方面，除了萬和宮和前文所提淡水鄞山寺之外，另還見於臺南開元寺、竹溪寺、法華寺、府城隍廟、豐原慈濟宮、新莊慈祐宮等。以下按年代分別敘述。
臺南開元寺所藏盤口金爐一件，口沿鑄有銘文「海會寺金爐，乙未年季冬造」，高45、口徑92厚2.1公分。[21]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時稱「海會寺」，是臺灣官方主導佛寺中最早的幾座之一。臺灣知府蔣元樞曾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建並確立伽藍配置，成為三開間四進，並改稱「開元寺」。[22]由此可知，乙未年為改稱以前的年款，故應為乾隆四十年（1775）。
嘉義朴子配天宮相傳係康熙二十六年（1687）布袋嘴半月莊（布袋貴舍里）人士林馬，自鹿港（另有湄州一說）迎回媽祖金身一尊，並在神意指示下於牛稠溪（樸子溪）南畔一棵樸仔樹下奉祀。康熙年間廟成，甚見靈威，因廟宇在樸仔樹下，故得名為「樸樹宮」；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因重修廟宇，改謂「配天宮」。[23]該宮朴樹宮鉎鐵爐，器身正面有「朴樹宮」之名，另一面有「天上聖母」四字。有關該爐年代，原廟方資料標示為1785年，即乾隆50年之製品，證據不明，惟可確認的是可見年代應早於「配天宮」更名前，即早於19世紀前半。
臺中豐原慈濟宮位於豐原鎮中心，其創始時間不可考，但廟志以漢人在清雍正年間大量在「葫蘆墩」（即豐原）開墾年代作為創廟年代。該廟在光緒四年與民國年間曾重修。[24]宮內所見鉎鐵三足爐，外形為帶折沿之盤口、內收之弧腹、三足，正面書有「慈濟宮」之陽文，其上有「清嘉慶六年」（1801）之年款，是該宮重要的歷史證據。
.JPG)
臺中豐原慈濟宮所見鉎鐵三足爐
淡水鄞山寺的八卦文鐵香爐，高59、口徑寬72公分。器口為盤口、器腹為直筒狀，腹部上面為淺浮雕八卦文，下半部則為淺浮雕的火焰文；三足為螭虎吞腳造形。口緣處鑄有二十個字，中央為「鄞山寺」之使用地點、右為「道光四年桂月吉置」年款、左為「永邑徐姓眾弟子仝叩」之贊助人款。這件爐具，陳芳妹指出腹部的巽卦重複，震卦從缺，且應是在台灣鑄造的，惟理由不詳。[25]從造形上來看，鄞山寺的八卦文鐵香爐與萬和宮最相仿，年代亦相近。其後，廟方又於辛未年（1991）複製另一件相近的金爐使用。
慈祐宮位於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上，當地是臺灣北部早期開發的地區之一，建築具潮州風格。傳本廟建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最初為小廟，後因香火鼎盛，故修建成天后宮。[26]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載有「慈祐宮，雍正九年修整。」乾隆13年時新莊街大火，天后宮亦被波及，故於乾隆18年重修，而陳培桂在《淡水廳志》也提到「乾隆十八年二次修整」。慈祐宮所見盤口鉎鐵金爐同樣作盤口筒形、三足。從盤口鑄字來看，係清光緒十一年（1885）由李乾揚等善信所捐獻，係廟方祭祀時，焚化疏文、符令、油香感謝狀，環願憑條等使用，足部已脫落。
此外，在臺南竹溪寺、法華寺，[27]以及臺南府城隍廟皆見有盤口三足爐。除了臺南府城隍廟可知為嘉慶年間所鑄，[28]其它則因出版品年代久遠，未著年款，再者是爐具因鏽蝕導致銘文渙漫，已難以識讀。
.JPG)
歸納前文，可知萬和宮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的功能是作為金爐使用，而且比照傳世實物，其流行範圍為清乾隆至光緒年間，約為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為臺灣漢人在臺開發的極盛時期，反映出寺廟規模擴大，出現焚燒疏文、符令與金紙等功能的器物之需要。
臺南府城隍廟所見盤口三足爐，嘉慶年款
歸納前文，可知萬和宮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的功能是作為金爐使用，而且比照傳世實物，其流行範圍為清乾隆至光緒年間，約為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為臺灣漢人在臺開發的極盛時期，反映出寺廟規模擴大，出現焚燒疏文、符令與金紙等功能的器物之需要。
（二） 萬和宮「觀音佛祖」生鐵爐鑄造地點考證
有關萬和宮觀音佛祖鉎鐵爐的製作方式，從器底見有鑄造時留下的澆注口，說明該爐係倒立鑄造，可參考中國商代青銅圓鼎的鑄造方式。[29]這種鑄造方式是出於金屬熱熔液流動的考量，一方面盤口很難設計澆注口，再者，若從盤口澆注可能會有熱鐵液不易均勻流注到陶範空隙各處的疑慮。此外，從爐足觀察，範線相當明顯，顯示係以陶範鑄造留下的範線。由於爐身未見明顯的範接線，其工序可能是爐足先製作，其後再與爐身鑄在一起。
有關該爐的鑄造地點，連橫在《臺灣通史》〈鑄造〉中稱臺灣清代的金屬工藝為「臺灣鑄造鐵器，前由地方官舉充，藩司給照。通台有二十有七家，謂之『鑄戶』。」[30]其所鑄之器有鍋、鼎（香爐）之容器類，以及犁與鋤等農具，禁鑄兵器。從文中可知，清代中期以後臺灣已有鑄鐵匠，但由於此器工藝難度較高，可能非台灣本土所生產，而來自於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若考量萬和宮文物館內另一枚有「道光弍拾年」（1840）年款的鉎鐵大鐘，其鑄造者為「福省鑄人林國璉造」，由於二者年代相近，推測萬和宮道光年款鉎鐵金爐，很可能也是委託相同地點、同一作坊製作。
臺灣清代所見大型金屬供器與鐘，大多來自閩、粵二省。廣東佛山在明清時代是中國南方地區金屬器具製造業的重鎮，所見例子不勝枚舉。[31]在臺灣，亦有不少鐵鐘產於此地。[32]此外，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道光丁未年」款（1847）鉎鐵鼎式香爐，爐身一側鑄有「蓮宅鑄匠林國蒲」之字體。根據臺灣清代銅鐘上見有「福州蓮宅」之說，[33]再加上印尼梭羅鎮國寺的鐵鑄梵鐘（1821年）上也見「福州蓮宅」，可知蓮宅所指為福州鑄匠。萬和宮文物館鉎鐵大鐘（可能也包括觀音佛祖鉎鐵爐）上的「福省鑄人林國璉」，與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鐵香爐上的「蓮宅鑄匠林國蒲」之間，皆屬福州鑄匠，落款都在道光年間，且皆以「林、國」作為姓名前二字，推測或是福州中同家族的鑄匠。
（三） 臺灣爐具上所見的八卦文
萬和宮觀音佛祖殿鉎鐵爐器身一周的八卦紋，從順時針方向來看分別是震、巽、離、坤、兌、乾、坎與艮卦，排列方式可知其為文王八卦。文王八卦是由伏羲八卦演變出來，伏羲八卦又稱「先天八卦」，講的是一種陰陽對峙的關係；文王八卦亦名「後天八卦」，據傳為周文王所繪，講求流行，形容週期迴圈，代表的是陰陽相互依存，係從四時推移，萬物生長所得出的一種規律。淡水鄞山寺鐵爐的八卦文雖有誤植，但其排列整體也是按文王八卦的方式排列的。
在臺灣，爐具上飾以八卦文之實例，有臺中市西屯清靈宮、西屯隆興宮，以及彰化埤頭鄉合興宮的三足圓鼎爐。三件造形一致，皆是方形唇口、束頸、圜腹，其下三足作螭虎吞腳。爐身布滿氧化後的鏽色，磁鐵可吸附，應是鐵質。清靈宮所見器底有款，但無法辨識，隆興宮無款，合興宮無法判斷。三件的獸足上皆見範線痕跡，推測可能是以範鑄法製作。
三件香爐器頸皆環繞有八卦紋符號一周，紋飾呈現淺浮雕。西屯清靈宮與隆興宮的八卦紋爐，其排列順序為乾、巽、坎、艮、坤、震、離、兌，採取的是伏羲八卦。另從圖版來看，台南法華寺的金爐排列，也按巽、兌、乾…順序，採用的同樣為伏羲八卦。但是，並非所有八卦皆能區分出伏羲或文王八卦，如彰化埤頭合興宮的八卦紋爐，其八卦的順序便是錯亂的。
從廟宇沿革來看，清靈宮建於咸豐十一年（1861），昭和七年（1932）重建；隆興宮建於咸豐九年（1859），昭和二年（1927）重建。合興宮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於道光八年（1828）與昭和六年（1931）重修。[34]一般來說，廟宇製爐年代與寺廟重修年代通常相符，[35]因此這幾件銅爐可能也是清代中晚期至日治時代早期所置。
八卦紋也偶爾出現在台灣清中晚期的瓷質供爐上。屏東小琉球鄉碧雲寺的一件白瓷斂口圓腹三足爐，器身一周環繞以八卦文，其排列方式為乾坤相對的伏羲八卦。釉色米白，根據研究為福建南部漳州地區「東溪窯」所燒造，可能是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的文物。[36]該件文物於2012年末曾被破壞，其後委託臺南藝術大學修復。[37]
一般來說，在寺廟中若同時出現伏羲八卦與文王八卦，則以前者位階較高。從臺灣寺廟爐具上所見的八卦文排列方式來看，採用伏羲八卦或文王八卦，似乎無一定的邏輯，甚至也見拆散後重新組合、或卦象重覆的情形。顯示工匠在沿用八卦圖像傳統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誤讀或謬誤之現象。萬和宮觀音佛祖鉎鐵爐的八卦紋採用的後天八卦，是否與它置於後殿、等級次於正殿的空間位置，有一定程度上的考量？如果是的話，那麼是否原來有另一件正殿金爐的存在？
四、 結論
金爐又稱「金鼎」或「金亭」，其造形有仿青銅鼎造形的「金鼎」，以及仿建築造形的「金亭」兩種，其功能是作為祭祀活動中用以盛燒紙質之器具。早期臺灣廟宇以此類容器承紙焚燒時，因需耐高熱，故多以鐵製作；稍晚則以磚砌成亭狀，故稱金亭，近年有以水泥或不鏽鋼等材質製作。採鼎式外形者，則以本文所討論的萬和宮道光年款八卦紋鉎鐵爐為代表，其功能為何是金鼎？理由如下：
其一，在《臺灣金石木書畫略》（1976）將臺南開元寺、竹溪寺所見此類爐具稱為「金爐」。[38]此外，筆者於2011年5月在淡水鄞山寺廟內天井的八卦鉎鐵爐內，見有焚燒金紙之灰燼，顯示它是作為金紙燃燒盛放之器。
其二，新莊慈祐宮清光緒十一年（1885）的圓形金爐，爐口有焚化疏文、符令、油香感謝狀，環願憑條等鑄銘，證實此類爐具功能為焚紙容器之用。
其三，在《重修臺郡各建築資料圖說》的〈孔廟禮器圖說〉中央一排，從上到下分別是爵、方鼎、太尊、展耳香爐與盤口三足爐。在臺南府城孔廟目前所見的釋奠禮儀式中，爵、方鼎、太尊與展耳香爐仍在使用，且方鼎與展耳香爐是作為插線香之用的香爐；也就是說，在祭孔儀式上，盤口三足爐並非作為香爐，而有其它功能。另〈孔廟禮器圖說〉內容指出：「爇香者，曰鼎、曰香盤──鼎之小者曰爐、焚蕭脂者曰燔爐，陳於陛中以燃照找曰庭燎。」[39]可見盤口三足爐是作為燔爐一類功能者。
其四，此外，從傳世的此類金爐高度來看，大多在50公分上下，多半未及腰部，若要插香需前屈身體，甚為不便。
其五，目前於萬和宮觀音殿案桌上所見的木質三足鼎式圓爐（口緣徑46cm，腹圍140cm，全高38cm，器身高27cm，全器最寬47cm），器腹前左右兩邊有金漆陰刻行書年款之「犁頭店萬和宮」、「道光戊申年置」。年款顯示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製。從常理推測，倘若「道光拾伍年瓜月穀旦」（1835）款的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是作為香爐使用，則短短的13年後又汰換成另一件香爐，實有違香爐不宜經常更換的一般認知。因此，兩件造形迥異、年代相近的香爐，說明其功能是不同的。
同時，在《寺廟台帳‧臺中州大屯郡II（中）》中所記錄的萬和宮爐具共19件，計有圓大爐2、圓瓷爐10、金爐2、陶爐4、錫爐1。萬和宮正殿與觀音殿案桌上所見的圓形木香爐，即上文所稱之2件圓大爐；至於《寺廟台帳》中的2件金爐，其中一件應該就是本文所討論的觀音佛祖八卦文鉎鐵爐，至於已遺失的另一件，則可能是原來作為媽祖正殿金爐使用的金爐。若從八卦文的排列方式來看，天上聖母殿鉎鐵爐爐身外圈可能是採用伏羲八卦。
參考文獻
Robert W. Bagley,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onze Age: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69-77.
[清]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臺中市：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76年）。
朱培建，《佛山明清冶鑄》（廣州市：廣州出版社，2009年）。
何肇喜建築師事務所主持，，《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中市：興興出版社，1998年
吳水謀主編，《合興宮志》，彰化埤頭鄉：埤頭鄉合興宮管理委員會印行，2003年11月。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王志宇主編，《2012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2年11月，頁117-151。
李建緯，張志相，〈彰化定光佛廟調查與研究－－其歷史、信仰與文物〉，《臺灣文獻》第64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29-192。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編，《財團法人臺中市南屯萬和宮史略》，臺中：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出版，1985年元月
連橫著，〈工藝志〉，高賢治主編，《臺灣方志集成40‧臺灣通史》下（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陳芳妹，〈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總22期（2007年第3期），頁91-190。
黃志賢，《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2006年
黃琡珺，〈朴子配天宮〉，洪性榮編，《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南區專輯（上）》（臺北市：樺林出版社，1987年），頁340-349。
廖財聰主編，《臺中市萬和宮志》，臺中市：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2004。
盧泰康、王竹平，《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傳世陶瓷古物研究與修復》，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4年7月
鬫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市：開元寺編印，2010年。
[5] 事實上，以彰化定光佛廟文物來看，其結論則與〈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一文不同。透過文物年代與贊助者身份的對照可知，彰化定光佛廟早期的興建、重修與捐獻行為，雖與汀州移民、地方官員存在著緊密連繫；但隨著會館功能的衰退，以及汀州移民在臺灣的融合，定光佛廟文物捐贈者反映出其居住在彰化地區的在地化特點，以及將自身視為一位「虔誠信徒」，早已不見道光年以前以「永定」、「鄞江」自稱的原鄉認同。參閱李建緯，張志相，〈彰化定光佛廟調查與研究－－其歷史、信仰與文物〉，《臺灣文獻》第64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29-192。
[29] Robert W. Bagley,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onze
Age: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72, fig.16.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