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載於《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第35期，2016年6月，頁30-67。
一、 前言：關於金屬大鐘的認識
（一） 寺廟金屬大鐘之稱呼與定義
在中國，青銅鐘始於三代。按其功能與使用方式的不同，還可分成鈴、鐃、鐘、鎛、鉦、鐸、錞于等。[1]廣義的鐘（上述各種鐘的集合）指的是器體中空、一端開口作為共鳴，另一端則懸掛或支撐鐘體的青銅樂器。透過鐘體橫剖面作合瓦或圓體，其功能而有所不同，誠如《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一〉所云：
至於金屬圓體大鐘，屬於單音鐘，若用於寺廟，一般稱之為「梵鐘」。根據《佛學大辭典》，梵鐘定義為「寺院之大鐘也。梵者清淨之義，為關於佛事者，故以為名。」[4]一般所言的梵鐘，多指佛寺鐘樓大鐘，它與僧侶作息關聯，是定時鳴擊，近代其敲擊方式是早上先鳴鐘後擊鼓，傍晚先擊鼓後鳴鐘。至於佛寺其它用鐘主要用以行佛事，是所謂行事鐘，有殿鐘（大雄寶殿）、法堂鐘、喚鐘、飯鐘等，大多為中小型鐘。大型梵鐘普遍都是圓體型鐘體，因為圓體鐘的鐘腔大而中空，是很好的共鳴體，聲波可以在腔體內迴旋震盪，因而可形成響聲大、傳聲遠，並有水波漣漪相繼的效果，因此恢弘渾厚的鐘聲，可令聞者產生祥和安定的感受；此外也亦可作為表達禮儀式、軍事、宗教、文化等面向的意涵。[5]明清以後，大鐘與寺廟關係愈見密切，而且可鑄造極大型的梵鐘，如北京大鐘寺明永樂大鐘，高5.9公尺、外徑3.3公尺，重約50頓，為含錫比例16.4%的青銅鐘。[6]
舊時中國政府為達到政治或社會控制（關係到生活作息），鐘用以報時。城樓報時，歷代政府都有規定。漢魏時期是晨鼓暮鐘，其情形如漢蔡邕《獨斷》所言「鼓以動眾，鐘以止眾。夜漏盡，鼓鳴即起；晝漏盡，鐘鳴即息也。」它關係到城門的關閉與開啟。到唐代中期以後，政府的報時已改為晨鐘暮鼓，其改變的原因與確切時間點仍待考，初唐法制資料顯示當時是晨鼓暮鼓，不過中晚唐的唐詩所言卻已是晨鐘暮鼓。
在臺灣所見的宗教用鐘，佛教、道教皆有之。民間所稱「梵鐘」一類之器物，並不限用於寺院叢林使用，在一般民間廟宇亦屢見大鐘懸掛於廟內正殿左樑，與右樑上的大鼓相對；或有另建鐘樓，以懸掛大鐘、大鼓。「梵鐘」又稱「鴻鐘」，「鴻」字通「洪」，取義振聲而遠。因聲音傳遠之鐘體量大，故也指巨鐘。該詞之用法，見於漢揚雄的《羽獵賦》的「撞鴻鍾，建九旒」；其後，南朝梁簡文帝的《大法頌》序亦云「武較星連，鴻鐘吐響」；《水滸傳》第四回也有：「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鴻鐘，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顯示「鴻鐘」是民間普遍的說法。筆者於臺灣宜蘭城隍廟採集到的道光年款大鐘，器表上也見「鴻鐘一口」之自銘。其實不論是「梵鐘」或「鴻鐘」，在臺灣所指的皆是寺廟中所使用、作為晨間報時或節慶儀式之用的金屬大鐘。
（二） 金屬大鐘相關研究
有關中國梵鐘的特點，孫機指出，先秦樂鐘鐘體截面作合瓦形，可演奏雙音，而不同音階的樂鐘組合可演奏樂曲；至於圓體梵鐘，其造形應當源自於佛塔上懸掛之塔鈴，其形態基本上是中國創制的樂器。作為報時之用的鐘，因聲音需遠傳，故鐘體不能是合瓦形，南北朝時期報時之鐘已改為圓形的梵鐘。[8]孫機進一步指出，中國梵鐘按口緣樣式可分成四型，分別是平口鐘（流行於長江以南，從南北朝至清代皆見）、淺波口鐘（流行於北方）、深波口鐘（始於金代，器表多橫向分層）、以及外擴平口鐘（始於元代）。這種依口緣分類的概念，實際上頗適用於臺灣梵鐘的分類。
全錦雲主編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繫‧古鐘編》一書，收錄北京所見的西周、漢、唐、宋元、明清至民國的古鐘、編鐘、鈴，共130餘件。在圖錄中可觀察到，清代鐘體鑄造範線同時有垂直與水平範線，顯示當時係將全器以數塊陶範合模鑄造。可惜的是，42件清代古鐘並未提供鑄造者訊息。[9]
《佛山明清冶鑄》一書則以廣東佛山收集到的碑記、族譜方志、調查報告、文物照片、研究等為材料，提供了佛山鑄造相當深入的研究材料。該書收錄了自明代成化15年（1469）到光緒21年（1895）間的佛山鑄鐘，共計58件。[11]由於臺灣部分金屬鐘具佛山鑄鐘的特點，因此該書提供的造形、紋飾與銘款，可作為臺灣金屬鐘研究的參考材料。
由於東南亞有不少華人移民，因此也有外國學者注意到東南亞梵鐘的來源問題。蘇爾夢（Claudine Salmon）在〈從梵鐘銘文看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一文，以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與泰國採集到的173座梵鐘為對象，將之分成三期發展：（一）8世紀末至17世紀初；（二）17世紀下半至18世紀；（三）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第一階段梵鐘主要來源為廣東佛山；第二階段則分別來自佛山、福州與日本長崎；第三階段集中在佛山與福州。其中，福州蓮宅所鑄梵鐘，分布地點遍及馬來西亞、印尼等華人移居的地點，鐘上年款從1821年至1931年不等。[12]該文注意到梵鐘作為貿易研究重要材料，因器表鑄有產地、年代、捐贈者、用途等，比外銷瓷具有更明確的產銷資料。
臺灣梵鐘研究，最早一篇專文是陳清香的〈從銅鐘風格演變看臺灣寺廟文化〉，[13]該文透過佛寺梵鐘、宮廟掛鐘以及日式梵鐘三種分類共10座鐘，來說明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梵鐘，分別反映了修行法門、民俗慶典與日式佛教。該文指出，臺灣清代早期鐘體是繼承宋朝風格，其肩部以下斜線直垂，鐘口雖波浪起伏，但不外張；清代中晚期則受到泉州影響，鐘口外緣為荷葉形，鐘體更鑄有人物圖像；至日治時代，由日本傳入的梵鐘又回到宋式銅鐘風格。不過，該文所稱的「銅鐘」，實際多數屬鉎鐵；另僅10座鐘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臺灣梵鐘的發展概況？其實台灣鐘體造形來源相當複雜，不全是泉州的影響。
另外，也有研究以鹿港鳳山寺的咸豐丙辰年銅鐘為實例，與臺灣其他傳世梵鐘等材料比較，指出臺灣廟宇中的大鐘材質主要有銅與鐵兩種，並以鐵較常見。該類大鐘因涉及到金屬原料的取得，大多是由大陸沿海地區輸入，有廣東、福建與浙江等地。其中鐵鐘或以廣東佛山為主要產地。[14]但受限於材料的不足，並未針對金屬鐘的產銷狀況詳加論述。
透過上述研究來看，可以發現梵鐘由於器表常有鑄銘，是研究海外貿易的重要材料，但以臺灣金屬鐘研究現況來說，對其產銷關係並未特別關注；其次，相關研究也經常銅鐘、鐵鐘不分。有鑑於此，本文將透過萬和宮所見的2座梵鐘為對象，從鑄銘、工藝、材質與鑄人等問題，說明其所反映的產銷現象，同時也反思臺灣大型金屬鑄器的貿易狀況。
二、 萬和宮沿革
萬和宮位於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56號，其所在地舊稱「犁頭店街」，宮內主祀的媽祖被當地稱為「老大媽」。坊間傳說康熙23年（1684），浙江定海總兵張國渡海以平定大肚番變，為求航海平安，乃自湄洲恭請護船之神像「老大媽」護軍來臺。最初安置於犁頭店，建小祠祭拜，其後因於地方常顯聖蹟，故信眾漸增，於是當地有了建廟提議。其後，遷至萬和宮的現址建廟。[15]
然《修護規劃書》已指出該段說法與史實存在矛盾。[16]其一，康熙23年（1684）濁水溪以北鮮有漢人，例如郁永河在《裨海紀遊‧卷中》提到，經半線社「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晰妍好者。」過啞束社，至大肚社等處，則是「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因此而有「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17]之嘆。由此可知，當時濁水溪以北的平埔族仍保持原來生活，應未有番變一事。
其二，張國於康熙54年（1715）方升官為定海鎮總兵。坊間傳說康熙23年（1684）張國以浙江定海總兵身分渡臺平反番變，其實當時其身份為隨施琅平臺的將領，故傳說不符於史實。
其三，清初臺灣中部地區規模較大的民變為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貴之亂，當時張國已不在臺灣，因此不可能帶兵渡海平亂。因此，《修護規劃書》推測萬和宮老大媽來臺可能時間，為康熙44年（1705）至康熙48年（1709）張國擔任臺灣北路參將，或是張國於康熙50年返臺任臺協之時。[18]這樣的推論不是沒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坊間相傳廟地為張國所捐，然而張國於康熙60年（1721）辭世，距雍正4年（1726）的建廟時間已有五年。故張國捐地一事，《萬和宮志》指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其生前已捐獻廟地；二則是其子張嗣徽以父之名捐贈。[19]萬和宮築廟一事，根據大正14年（1925）調查的《寺廟臺帳‧臺中州大屯郡‧II（中）》資料，卻未寫到與張國有直接關係，而是由居住在犁頭店一帶的張、廖、簡、賴、黃、江、何、楊、戴、劉、陳、林等12大姓氏為基礎，集資一萬圓興建，至雍正4年（1726）9月20日竣工，定名「萬和宮」。
但根據張志相的考證，萬和宮廟名在道光以前的文獻或文物都稱為媽祖廟、媽祖宮或天后宮，就資料所及未見稱「萬和宮」者，其名始於道光一朝，因此就現有資料結合社會發展、字姓組織推斷「萬和」一名，當係道光時期才命名啟用。[20]雍正4年建廟之說雖缺乏直接文獻史料，不過可確定的是，犁頭店街在雍正年間便已形成漢人聚落，如乾隆6年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載有：「犁頭店街，距縣治東北三十里。」可知乾隆初期犁頭店早已成街市，故不排除在更早階段寺廟已存的可能性。
目前宮內三川殿懸有一面「福蔭全臺」匾，上款「雍正五年吉日置曰代母彭門羅氏立」，下款「臺灣南路營管貓霧捒隆恩田右營守備帶尋常軍功加一級記錄一次彭朝桂題」，據《萬和宮志》考證，雍正5年（1727）應後世重修匾額時誤植，因左右營守備設於雍正10年（1732）。[21]據《彰化縣志》所載：「貓霧捒巡檢署，在犁頭店街，雍正十年建。」[22]故當時所設應為巡檢署而非左右營，且彭朝桂所署官銜為軍職，與巡檢署之文官性質不同，兩者不必然有關係。
然而，有了官治，犁頭店街上信仰中心的媽祖廟獲頒匾額可能性不低；同時，實際從匾額背面木質檢測，為福州杉木，並以拼接製成，係清代常見匾額製作手法。另根據相關研究對該面匾額的考證與分析，說明該匾年代可能是清代早期所製作。[23]
乾隆51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件，其部屬攻打彰化縣城，殺害貓霧拺巡檢渠永湜，燒毀巡檢衙署。其後的乾隆53年（1788）再度重建巡檢衙署。而乾隆60年（1795）再度發生陳周全事件。[24]萬和宮是否因此上述事件遭波及？並無直接證據。然而從木構建築的使用年限來看，推測雍正4年（1726）至乾隆60年（1795）間，宮廟應有重修的可能性。[25]這一次重修，很可能是乾隆晚期進行，並於嘉慶元年（1796）完成，落款為「捒南合境弟子仝立」的「萬里恩波」匾可能是物證。而《修護規劃書》與《萬和宮志》皆推論該時期可能有重修之舉。
根據《寺廟臺帳》記載，道光元年（1821）萬和宮因地震遭受損毀，眾人集資將宮廟修復。然而，道光12年（1832）10月、26年（1846）與28年（1848）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推測萬和宮可能受到地震影響而有受損。[26]從宮內所見「道光拾伍年」（1835）款鉎鐵爐，以及道光20年款（1840）的殿前大鐘，皆可能是當時受到地震影響重修時所添置之文物。
光緒12年（1886），為清代最後一次大修，宮廟內多塊匾額可證明此點，如「乃聖乃神」匾、「福祐熙照」匾等，皆有光緒12年重修的字樣。[27]此外，收藏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的關聖帝君木香爐，也見光緒12年款。另外，宮內所見的聖二媽、聖三媽也為此時所置。
日治時代，《寺廟臺帳》記載大正2年（1913）陳盛與賴清標出資，進行萬和宮的大修復。[28]大正9年（1920）更換正拜殿的木柱為龍柱，目前吾人在拜殿的龍柱也可看到其上刻著「大正九年」的字樣。其後有一段為期一年多的重修，昭和11年（1936）再發起興工重修，至12年（1937）竣工。這次的重修，也添購了由京都高橋才治郎所鑄造的銅鐘。
昭和5年的萬和宮
民國34年（1945）二次戰後，萬和宮也陸續多次重修，民國74年（1984），萬和宮被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
民國50年代的萬和宮
從萬和宮沿革來看，其所在的犁頭店街不僅是臺中盆地最早開發的區域，也是地方的信仰中心，故宮內自然存有大量早期所遺留的宗教文物。當金屬梵鐘於廟內響起，犁頭店街居民自然也聽聞到鐘聲，從清代到日治時代皆然。
三、
萬和宮兩座金屬鐘基本資料
萬和宮所見金屬鐘2座，分別署有道光年款與昭和年款。過去出版品如《第三級古蹟臺中市犁頭店萬和宮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29]《萬和宮志》[30]等，雖曾抄錄道光年款大鐘上的銘文，但是對其產地、造形、材質等問題則未特別關注。有關其造形、尺寸、材質等，分述如下：
（一）
道光年款鉎鐵鐘
該鐘目前陳列於萬和宮文物館內，為宮內所見年代最早之梵鐘。通高105、口徑75cm。器表通體塗上棕色漆，陽紋字銘，鐘壁淺弧口外敞，口緣呈現波浪形，鐘體中央有多道凸弦文裝飾，鐘頂為蒲牢作為懸掛之鈕。該鐘橫剖面為圓形，顯示只有單音頻。萬和宮鉎鐵鐘的另一側下半部有數十公分的裂痕，可能是鐘體摔落地面造成損毀，故後來以另一座銅鐘取代。
該鐘表面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文獻資料，正面上方橫書「天上聖母」，兩側直書「犁頭店萬和宮」、「殿前大鐘一口」，顯示原來確實懸掛於正殿；下段右側至左側直書有年款「道光弍拾年（1840）吉月吉日建置」，並鑄有其它贊助人，分別是：
協理金春號、總理監生賴應瑞、監生何連進、監生陳玉山、監生林夢祥、鄉飲：廖涵明、楊五湖、何得意、黃象明、何仕彥、鄭光用、邱興號、致源號、和仁堂、胡添旺、劉秀恒、陳嘉忠、漳美號、杜水生、江錦盛、陳進添、陳番觀、江正順、張思智仝敬立。
最後還有祈願文「祈保合家、子孫興旺、富貴綿長、科甲蟾聯、金玉滿堂」，最重要的是，文末落了鑄造者姓名地點「福省鑄人林國璉造」，後文將深入論述。
相較於臺灣其它寺廟鑄造大鐘落款的贊助人多屬文武官員、商賈、信徒或寺廟住持等，萬和宮鐵鐘卻未見任何官員的落款。其贊助者的身分有寺廟主事者，監生、地方信徒與商號（金春號、邱興號、致源號、和仁堂、漳美號，可能是犁頭店街商號）等。上述情形顯示萬和宮道光年間鐵鐘的鑄造，多是由犁頭店街一帶民眾發起，具有濃厚的在地性格。
透過螢光分析儀XRF檢測，[31]由於鐘體外層塗上非常厚的紅褐色保護漆，因此係從鐘體內腔未塗漆處施測。獲得成份為鐘口是純鐵Fe（100%）；器腹則是鐵Fe（98.36%）、鋅Zn（0.39%）、鉛Pb（0.82%）與鎢W（0.43%），從成份上應屬於鉎鐵一類材質。
歸納上述成分數據，顯示主要成分是鐵，少量的鋅、鉛等，這些鐵以外的微量金屬元素來源，應是共用金屬熔爐之緣故。整體來說，該座梵鐘確實為鐵鐘。
（二）
昭和年款梵鐘
位於正殿左側龍邊，目前仍使用。其鐘下緣口徑為55.4，口沿厚5.5公分，高78公分。外觀為長橢圓形，從金屬色澤判斷，應為青銅。器表有立體凸弦紋條紋，上半部有突起之枚，上下二段分鑄，有明顯的鑄接痕跡。鐘體中間有文字，以陰刻處理，並由凸弦紋將鐘體分成四部份。下段底部兩側有浮雕蓮瓣的撞座，口緣底有四段花草紋。
器面陰刻上款「昭和歲次壬申年（昭和7年，1932）」；中行「萬和宮天上聖母」；器表陰刻有「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聞塵清淨證圓通，一切眾生成正覺，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唵伽囉帝耶娑訶」，為叩鐘偈。另有陽文「京都高橋才治郎鑄」落款，可知作者為高橋才治郎，其製作地點日本京都，詳見後文討論。
仔細觀察梵鐘鐘體，器身有兩條非常細的鑄痕，顯示鐘體是由上、中、下三段分段鑄造合接而成。青銅鐘口緣金屬成分，與鐘體本身金屬成分略有差異，乃是因為不同段分鑄造成之情形，器身可見明顯的水平接鑄線。
根據螢光分析儀XRF檢測顯示，其成份梵鐘口緣是銅Cu（74.28%）、錫Sn（22.03%）、鐵Fe（3.36%）、鉛Pb（0.32%）；器身則是銅Cu（79.38%）、錫Sn（19.53%）、鐵Fe（0.82%）、鉛Pb（0.27%）。
歸納上述成分數據分析，顯示該件鐘的主要成分是銅、錫，屬青銅器範圍。少部分的鐵與鉛等微量金屬元素的來源，也應是共用金屬熔爐的緣故。根據《周禮‧考工記》提到「金有六齊而錫居齊一，為之鐘鼎之齊」，顯示青銅鐘的錫比例應為16.7%，與萬和宮昭和年款青銅鐘的錫成分相去不遠，反映出古人就其經驗法則，已體認到錫約6分之1或5分之1的含量，音色最佳。
四、
與臺灣其它傳世古鐘比對
臺灣既存的大型金屬鐘雖然為數不少，一般討論卻未刻意區分其材質，實際上還可分成青銅與鐵兩種。兩類材質雖不同，造形上並未有太多差異。《天工開物》指出「凡鑄鐘高者銅質，下者鐵質」，由於鐵鐘常有砂眼，音質普通，而銅鐘鑄造完整，少有破裂或砂眼，故從樂音的考量上，以銅鐘為佳。以下論述將依材質分類，其次再依其唇口造形進行分型。
（一） 清代臺灣其它的金屬鐘實例
1. 銅鐘
有關臺灣所見清代銅鐘，一類屬於樂鐘，腔體非圓體，皆為臺南孔廟所有。係臺灣知府蔣元樞於乾隆41年捐造的鏞鐘1件（高67.7、底橫徑41.8公分）；另有編鐘2件，應鐘1件（高31、底橫徑17.8公分），太簇鐘1件（通高30.9、底橫徑17.2公分）。[32]
這些鐘以蒲牢為鐘鈕，和先秦樂鐘以甬為懸掛的承載不同。孔廟樂鐘上有鉦、鉦上有枚，屬先秦鐘造形。根據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孔廟禮器係「元樞謹按闕裡制度，自吳選匠設局，構銅鼓鑄，備造禮樂各器，計用銅萬餘斤，運載臺，敬神於朝，以昭明備而彰巨典。」[33]因此臺南孔廟內的乾隆年款的青銅鐘，係蔣元樞委託吳地工匠所製作。
第二類則是本文所討論的圓體大鐘。從口緣造形來說，這些銅鐘可細分成第一型的平口鐘、第二型的波浪形口鐘，以及第三型的蓮瓣口鐘三種。從鐘體來看，多數以弦紋將器面分隔成數個區塊，如同袈裟一般，或有以水平凸弦紋將鐘體區分成水平帶狀。區塊內或有鑄款，或年款、贊助者、鑄造者或地點、商號、或吉祥話語。有關臺灣清代銅鐘種類，擇其代表性者，敘述如下。
第一型平口鐘，鐘體肩部外斜，鐘口略為內收，實例見於臺南開元寺的康熙34年（1695）銅鐘，高137公分，鐘口直徑106公分。器表上有金剛經、興建檀越主、文武官員、善士弟子姓名以及重量（一千六百觔）、鑄造年款「康熙乙亥年孟春鑄造」等訊息。[34]文字共1200餘字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訊息，也是目前臺灣銅鐘所知最早的一件。另外，彰化孔廟有嘉慶16年（1805）銅鏞鐘，為彰化知縣楊桂森等人所捐獻，也屬於該類的平口鐘，鐘體布局與開元寺非常相似。
第二型波浪口鐘，其鐘體作彈頭形，以鹿港鳳山寺咸豐丙辰年款（1856）鐘為代表，高105公分，寬處64公分，陳放於鹿港鳳山寺左殿（萬春宮）地面上。鐘頂有蒲牢造形之鐘鈕，口緣平齊。鐘面分成兩層，以凸弦紋作為區隔，各層有「回」字圖案，鐘身鑄有「鹿港萬春宮」「峕咸豐丙辰年花月吉置廈郊金振順仝敬謝」。整體外觀呈現銅綠，並有灰塵覆蓋。鐘體下部有凹陷痕跡，據鳳山寺常委徐俊森表示，痕跡為二次大戰時，為美軍砲彈波及所致。銅鐘銘款中的「廈郊金振順」，係鹿港八郊之一。「廈郊」係鹿港地區負責對口貿易港口廈門之行會，故為廈郊，至於「金振順」則為其商號名。[35]
雲林北港朝天宮文物陳列室也保存有一件咸豐11年（1861）的波浪口鐘，透過落款「咸豐辛酉年端穀旦仝敬立 廈島隆豐鑄造」可知，係由廈門隆豐鑄造廠製作，另鐘體也提供大量的贊助者訊息。值得注意的是，臺南海安宮已經佚失的鐘，原銘也有「同治元年荔月吉旦比丘住持僧景賢監造 廈隆豐鑄造」銘款，[36]可見廈門鑄鐘與臺灣之間的產銷，並非偶然。透過北港朝天宮的造形、鑄造廠、郊行位置來看，鹿港鳳山寺銅鐘可能也是廈門所造。
第三型蓮瓣口鐘，以臺南北極殿後殿蓮瓣口鐘為代表。該鐘以蒲牢為鈕，鐘體上部飾以覆辦蓮瓣紋，器身為袈裟格紋。鐘體鑄有「北極殿」，另見上層有「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下層為「 吉祥如意」、「五穀豐登」之語。[37]見有年款「道光拾七年歲次丁酉菊月穀旦」，最重要的是提供了贊助者與鑄造廠之名稱「本境職員吳尚新、仝眾弟子公捐喜助，建生黃源鐘督造，姑蘇祈元昌監製，梅冶坊鑄造」。
臺南孔廟道光29年（1849）的青銅鎛鐘，高59.2、寬51.3公分，器壁上有銘文「道光二十九年桂月樂局置」，器呈上窄下寬之喇叭形，上端以蒲牢為鈕，下端為前後銜接之弦紋，器內中空。其器壁較鏞鐘薄，器身飾以平行之弦紋數道，接近器鈕處四道，接近器底處三道，在上下弦紋之間區隔成四個區塊，銘文位於其中一個區塊。[38]這類鐘型之唇口和第二型不同的是，波浪起伏更大，且與器身有明顯一道階梯做為區隔。
其它實例還有臺南彌陀寺咸豐8年（1858），高94公分、口徑53公分，由福建漳州知名的合茂爐所造的銅鐘，撰銘者曾省為福建漳州龍溪縣舉人。[39]整體來說，這類型的清代銅鐘數量不多，但在清晚期到日式時代以後數量有增加之趨勢。
根據《佛山明清冶鑄》內發表的50餘件金屬鐘造形分析，佛山鑄造金屬鐘全屬平口，其唇口外撇似喇叭狀，且皆為鐵質，未見銅鐘。因此，臺灣所見的銅鐘，其來源應非佛山。再透過銘款來看，其產地有廈門以及蘇州（姑蘇與吳地），不排除還有其它地點。
2. 鐵鐘
臺灣寺廟既存鐵鐘數量遠較銅鐘多，按其種類與年代順序，分述如下：
第一型的平口鐘，其唇部外翻似喇叭狀，和前文描述銅鐘的平口切齊不同。臺南大天后宮大鐘為代表，懸於拜殿南側樑柱下，鐘面對稱部位書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之直書。直書字樣中間見有銘文「嘉慶丁丑年陽月穀旦」（1817），以及「臺壹郡紳矜商民舖局仝叩重五百觔廣東省城泗源店造」等字樣，顯示係為大陸廣州所鑄。[40]
另有臺北市大龍峒保安宮鐵鐘，通高5尺，口徑寬3尺2吋，懸於鐘樓上。鐘體略呈彈頭型，下緣的鐘口平齊，末端外撇作喇叭口。鐘體正面為神座型開光，開光內填有「風調雨順」；另一面為雲龍出水紋，內有「國泰民安」。鐘口一側有陽文楷體之「保安宮保生大帝」，上款為「光緒拾四年嵗次戊子孟春吉旦」；鑄造者為「禪山信昌老爐造」。[41]「禪山」即佛山之稱。該件鐘形即屬於相當標準的佛山鐵鐘之特徵。
第二型的波浪口鐘，是目前鐵鐘數量最多者。法華寺鐵鐘，位於圓通寶殿內，高127、口徑77公分，係康熙52年鑄造，[42]該鐘也是目前所見臺灣年代最早的鐵鐘。鐘體表面上下分成五個方形區塊，陳清香認為反映康熙時代五方佛（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生佛、中央毗盧佛、西方彌陀佛、北方成就佛）之信仰。[43]
嘉義朴子配天宮有嘉慶23年大鐘，器身以直橫交錯之凸弦紋區隔成數個區塊，其內無裝飾。鐘體有「樸樹宮」、「聞鐘是幸」，以及「嘉慶二十三年戊寅菊秋穀旦鑄」、「信女歸子爵世襲王門林氏叩謝，鑄匠吳益山造」之銘款，係王得祿如妾林氏（王朝經的生母）在嘉慶23年（1818）修建完成後所獻。[44]
臺中萬春宮廟內龍爿迴廊上方懸掛鐵鐘，鐘身漆成綠色，鐘口為波浪型，有金線描繪圖案。鐘面上鑄有「咸豐已未年（咸豐9年，1859）仲春月裔孫林天河敬叩謝」及落款「霞漳合敬炉造」。「霞漳合敬炉造」中之「霞」指的是泉州同安，「漳」指的是漳州。[45]
鹿港龍山寺中庭左側迴廊鐵鐘，通高170公分、口徑寬100公分，形體巨大，是目前臺灣鐵鐘中尺寸較大者。自鐘頂至下端共分八層裝飾，第一層、第五層與第八層皆為八卦紋、連續回紋與卷草紋。器腹文字內容有捐奉對象（臺灣鹿港溪龍山寺觀世音菩薩）、捐款人（泉州八郊金長順與臺灣官員等人）、製作年代（咸豐玖年己未仲秋，1859）與製作地點（浙江寧波）。[46]
臺中大肚永和宮鉎鐵鐘，鐘紐以金屬栓於樑上。鐘體呈上窄下寬，口緣處呈現波浪狀。鐘體表面字體皆為浮雕。兩層橫飾帶，每層分五個凸炫紋方形開光。上層五格分別為，「永和」、「宮天」、「上聖」，「母鐘」，以及捐獻者及年款「大清同治癸酉臘月吉旦，大肚街福戶內眾弟子敬」陽刻字樣。從年款可知，此鐘為同治12年所鑄（1873）。
高雄旗後天后宮鉎鐵鐘，懸掛於三川殿門口，有「光緒十二年」（1886）款，其上有「天后宮」，證明為原使用之文物。由於長年受到風吹日曬，已嚴重生鏽。
第三型的蓮瓣口鐘，實例見於臺北市天后宮內的鉎鐵大鐘（圖26）。鐘上以蒲牢為鈕，鐘口的波浪似蓮瓣，鐘體以凸起之水平弦紋將器表分成四個主要等份。器中除了字體，並無裝飾。鐘體上部為淺浮雕之覆瓣蓮花紋，下部接近鐘口部位則飾有二方連續回紋與八卦文一周。鐘體鑄有「艋舺新興宮敬靈鐘一座」、「乾隆壬子年閏四月吉旦無錫良冶許四房元和造」陽文字體，故得知為乾隆57年（1792）於無錫所鑄，係北部年代較早的大型金屬鐘。
臺中市元保宮後殿庫房內的鐵鐘，高109、口徑76公分，鐘體基本完整，中央為「賴厝廍庄 保生大帝」，年款「道光拾叁年歲次癸巳年臘月穀旦」捐贈者「弟子首事大學生賴(長瀛、時敏)、劉靈、賴(文學、添力、芳觀、茂官、再觀、授紹、七德、岸官、周治、惠賓、子觀、弟觀、蘭官、梓隆、君眾、就官)仝叩」。鐘體下部分為八卦文，唇口波浪極大，屬蓮瓣形口。
（二） 日治時代臺灣其它金屬鐘實例
整體來說，臺灣日治時代既存梵鐘的材質以鉎鐵為主，有北港朝天宮、臺南鹽水月港護庇宮、臺北市士林慈諴宮、大龍峒保安宮等地點；也有銅鐘，如鹿港文武廟、淡水鄞山寺等，基本上造形以第二型的波浪口鐘，以及第三型的蓮瓣口鐘最常見；至於第一型的平口鐘雖偶可見，但外型與清代外擴式平口鐘不同，而是作彈頭狀、上端有乳丁日式梵鐘。其整體的分型原則基本上和清代金屬鐘相似。
1. 銅鐘
日治時期銅鐘實例，有淡水鄞山寺的蓮瓣形口銅鐘，鐘面有「定光古佛銅鐘」、「眾汀郡人等立置」，以及大正3年（1914）款。這類銅鐘口緣，和日治時代臺灣其它鐵鐘（如士林慈諴宮、大龍峒保安宮）皆是唇口作大波浪的蓮瓣造形。而鄞山寺鐘體靠近口緣的圓形的撞鐘座、以及二方連續己字紋等，多屬日治時代金屬鐘上常見之母題。
鹿港文武廟昭和5年（1930）銅鐘，外觀屬第一型之平口鐘，鐘體弧肩直壁，上段為半圓形與凸枚構成，上半分成四面（各面分別鑄有鹿、港、武、廟），每面16枚鉦，共64枚。中央有鑄字，為「庚午吉曆元旦敬鑄
昭和五年」，中央為贊助者姓名，一面為「施至強、黃禮永、許梅舫」；另一面為「郭筱雲、蔡敦波、周清水」。其造形與清代臺灣常見的銅、鐵鐘不同，也是清代臺灣平口鐘所少見的造形，有關這類銅梵鐘造形來源，詳見後文討論。
2. 鐵鐘
臺南鹽水月港護庇宮庫房藏有鉎鐵鐘，鐵鐘中央鑄有「月津護庇宮」五字，鐘身下緣除鑄有贊助者、年款「明治三拾九年（1906）拾月吉旦」，以及鑄造作坊名稱「臺南市街佛頭港街福隆昌號鑄造」。
臺北市士林慈諴宮懸掛於宮內大樑上的鐵鐘，係日治時代重修時所置。其外層上部塗以紅漆，下部則髹以綠漆。鐘之表面鑄有陽文「士林慈諴宮」五字，其後附有捐獻者姓名，捐資金額皆以「円」計算。其中見有「郭元益」之名。郭氏的第17世郭樑楨於「八芝蓮林」（清末改稱士林）發源地「舊街」開設糕餅店鋪，並以郭氏福建祖厝「元益」堂號，創立糕餅店根基。[48]因地緣因素，而有捐獻鑄鐘之事。
臺北市大龍峒保安宮另一口為鉎鐵大鐘，高4尺3吋，口徑超過3尺，位於正殿迴廊後。鐘體上部為八卦文，落有大正8年（1919）款，鐘體下緣鑄有「臺灣臺北高砂鑄造株式會社製作」。高砂鑄造株式會社產品同樣見於大龍峒保安宮的大正年款天公爐、西螺廣興宮昭和7年（1932）的蓮瓣口鐘、高雄右昌元帥廟昭和八年（1933）款鐵鐘等；[49]除了鑄鐘，高砂鑄造廠也生產天公爐：西螺廣福宮後殿三樓天公殿前的三足鉎鐵鼎式天公爐，爐耳為抽象之回首螭龍，三足為獅吞獸爪，各立於圓珠上，爐身正面則有四蝠（賜福）。爐口鑄「廣福宮」陽文字體，爐身正面肩部為「天上聖母」，左右兩側分別有「昭和十三年（1939）」、「歲次戊寅立」，背面則見陽刻「西螺街」、「正主事 詹福壽、副主事 廖學昆仝扣」、「臺北高砂株式會社」字樣。[50]臺北高砂株式會社之商號現今位於臺北橋下，在當時為辜顯榮第六子辜偉甫所設。[51]
透過臺南鹽水月港護庇宮和大龍峒保安宮鐵鐘作坊名稱來看，臺灣在日治時代前期已經擁有自身的鑄造業，且能鑄造大型供器。
若和台灣其他金屬鐘比較可知，萬和宮道光年款鉎鐵大鐘屬於第二類波浪口鐘；而昭和年款青銅鐘則屬於平口鐘，皆是台灣常見的梵鐘類型。
五、
萬和宮鑄造者考證
（一） 萬和宮鉎鐵大鐘
萬和宮文物館鉎鐵大鐘上的「福省鑄人林國璉」，提供非常重要的產地訊息。福省所指為福州市，故福省即是福州市鑄人。該福州鑄人之謂，同樣見於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道光丁未年」款（1847）的鉎鐵鼎式香爐，爐身一側鑄有「蓮宅鑄匠林國蒲」。由此可知，萬和宮鉎鐵鐘的鑄造地點為福州蓮宅。
此「福州蓮宅」之稱，同見於臺南臺灣府城隍廟，鐘已不存，惟存著錄。其年款為「大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歲次戊申正月吉旦」，其它銘款為「合郡信官等喜捐緣金交往住持倚億赴省都鑄銅鐘一口，重捌佰伍拾觔供奉在廟永遠長鳴，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52]上文指出，該口鑄鐘係由地方官員捐金，交給住持，再由住持親自前往福州市督導鑄鐘，故鑄鐘生產係採訂鑄方式製作。銘文又提及福州蓮宅，其地點在福州市的水關外。
從前文來看，不論是萬和宮、臺灣府城隍廟鉎鐵鐘，金門南門境天后宮的鐵爐、其器表上的「蓮宅鑄人林國某」，皆屬福州鑄匠，落款都在道光年間，且皆以「林、國」作為姓名前二字，推測應是福州蓮宅同一家族的鑄匠。[53]
此外，筆者於宜蘭城隍廟正殿左側，採集到一方波浪形鐘口之素面鐵鐘，鐘體中央有五道凸弦紋。鐘體上方有「城隍廟」，鐘身一側鑄有「道光甲午年（道光14年，1834）仲秋吉旦 信官蔡長青敬奉 噶瑪蘭城隍廟 鴻鐘一口」、最重要的是有「鑄人林國瑚」，其鐘體風格與萬和宮相當類似，同樣是素面、波浪口、鐘體中央有弦文。從前文邏輯推測，該座鐵鐘應也是福州蓮宅林姓家族所作。
福州蓮宅的鐵器銷售地點，其實並不限於臺灣本地。法國學者蘇爾夢（Claudine Salmon）於東南亞收集到的資料，蓮宅製品年代從最早的印尼梭栳鎮國寺的1821年，到最晚的福州正心堂1931年，延續約110年，共採集到26例。其研究指出：
根據福州林則徐紀念館館長關桂銖言，蓮宅鑄坊未存留文字資料。根據筆者曾偕關館長考察原址。蓮宅位於福州城西南的水部門（水關），有一小運河通閩江，鑄坊籍其運輸原料產品。蓮宅鑄坊均於上世紀50年代關閉，原址變民居，住戶為諸坊主後裔，皆林姓。西元2001年，筆者訪是地，恰遇一昔年鑄匠，據言，其先祖原籍南京，明末遷榕，清嘉慶年間（西元1796年至西元1820年）始建鑄坊，生產鑄鐘，鑄像，祭皿。如同佛山鑄坊，蓮宅亦一度鑄造武器，尤其鐵炮。林則徐紀念館存有三門蓮宅鐵炮，一鑄於西元1842年，余皆鑄於西元1852年。鐵礦來源未考。鑄坊為家庭產業，其中八或九家堅持至50年代方歇業。福州周圍寺廟，仍可見蓮宅梵鐘，有鑄於19世紀70年代，亦有鑄於20世紀2、30年代。據說，有蓮宅林姓鑄工，赴港為胡文虎兄弟之虎豹園鑄鐘 （筆者訪港，恰虎豹園關門，未能考實）。依所存蓮宅梵鐘判斷，印尼當為其產品之最佳銷處。中爪哇梭羅一寺廟裡曾懸有一鐘，鑄於西元1821年，銘文未載鑄坊行號，然據形態推斷，似為蓮宅產品。若然，該鐘則為最早蓮宅鑄鐘。可惜，去年筆者重詣該寺，此鐘已竊失。蘇島靠近棉蘭的民禮市有一寺，內有一鐘，鑄於西元1893年，銘文曰：「福州蓮宅鑄匠林後銀造」，此係已知最早刻有蓮宅林姓作坊行號的鑄鐘。最晚近的印尼蓮宅梵鐘，鑄於西元一九二七年，現存棉蘭一寺廟。[54]
從前文來看，蘇爾夢關於蓮宅位「福州城西南的水部門（水關）」之說，恰可為臺灣府城隍廟鐘所見鑄銘「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所印證。而她提到「鑄坊為家庭產業」，實際上在臺灣發現蓮宅鑄鐘，多屬道光年間製品，且為「林國某」之名，顯示應是家族。蘇爾夢提及蓮宅有鑄火砲之事，台灣所見實例頗為豐富：根據楊仁江研究，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內藏有道光30年（1850）由匠首林茂周所鑄造的火砲，而澎湖也發現有光緒2年款（1876）的林茂昇、林國琉鑄人之存世火砲；[55]而盧泰康於成大校區也發現有一門由林俊賢、林國琉等人鑄造同治12年款（1873）火砲；[56]另在基隆和平島公園內所保存的鐵砲一門，係於1984 年在澎湖馬公港測天島水域打撈，砲身銘文為「光緒二年（1876） 奉 憲鑄造臺協三營 大砲重捌百觔 匠首林茂昇 副匠首林國琉」，[57]和楊仁江在澎湖紀錄的火砲係同一批鑄人鑄造。上述來自於福州蓮宅的火砲，根據盧泰康研究，大約是在19世紀中左右，中國開始仿鑄西方帶有砲尾環的前膛裝「阿姆斯壯樣式」鐵砲。[58]
福州市鑄造工藝啟蒙的很早，一說是唐代福州已設有鑄錢監，鑄造有「福」字為背文之銅錢；北宋時期福州開元寺的大鐵佛，高5.3公尺、寬4公尺，重50噸；清順治4年（1647）福州鼓山永泉寺鑄有3尊佛像，每尊重16.5噸。[59]除了本文所討論的「蓮宅」，福州鑄造另集中在洋中路鑄鼎環一帶，因而有「鑄鼎街」之名，鑄匠以王姓為主。文獻也指出，民國8年（1919）到11年（1922），福州在水部、蓮宅設立鑄造作坊，[60]透過本文與蘇爾夢的討論可知，蓮宅作坊興起的時間比《福州市志》所稱要早100年。
（二） 萬和宮昭和年款銅鐘
至於萬和宮所見日治時代銅鐘，鑄造者高橋才治郎是京都知名梵鐘技師，生於慶應元年（1865）5月。9歲起開始在佛具店工作，刻苦精勵，至明治15年（1882）已是知名佛具商，以鐘聲堂大梵鐘為其成名作。其鑄造工作製作有銅像、梵鐘、灯籠等寺廟內的金屬供器、為日本全國知名佛具商。[61]
臺灣寺廟中高橋氏所鑄之鐘，萬和宮並非孤例。陳清香指出，位於臺北成都路的臺北天后宮（日治時代稱為「新高野山弘法寺」），宮內懸掛一座銅鐘，含鈕高171、口緣直徑90公分，重1.6噸。圓頂平口、上端為半圓球形、以凸絃線分成四格，每隔間內有凸起之枚，共108枚。鐘體表面有「南無大師遍照金剛」；另有浮雕銘文「…于時大正庚申（1920）仲夏，真言宗長者，大僧正密雄誌。」另一端有鑄造者銘為「京都市 高橋六治郎鑄」。[62]透過萬和宮銅鐘鑄造者來看，應是「高橋才治郎」之誤。
高橋氏知名作品有大正2年（1913）款日本總持寺大梵鐘（口径190公分、高322公分）、[63]京都八坂神社青銅狛犬、日本朝霞市昭和8年（1933）梵鐘（高3.9公尺，重6750公斤）[64]……等。從他在日本鑄造的銅鐘體量來看，其尺寸動輒2、3公尺，相較之下萬和宮所見的昭和年款銅鐘高度僅78公分，對高橋氏來說，難度並不高。
此外，日治時期曹洞宗的別院、臺北東和禪寺（位於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21之33號）銅鐘，亦應屬高橋氏之作品，上述情形顯示高橋氏之聲名遠播，臺灣宗教道場在其財力許可範圍，自然傾向於向大師訂製梵鐘。
林承緯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指出，新高野山弘法寺中所藏高橋才治郎鑄造銅鐘，係大正6年（1917）眾人發願為弘法寺發願鑄造銅鐘，係透過數年的時間在臺北市街化緣募款，取得經費後遂請高橋才治郎打造。當時船隻運送到基隆，臺北各界並舉辦隆重的儀式組成奉納隊伍恭迎梵鐘到弘法寺。[65]透過前述的例子可知，這類梵鐘從事先募款到安置，對當時來說是一件各界參與的大事。因此，對萬和宮而言，廟內所見的高橋才治郎鑄梵鐘，應該也曾舉辦類似奉納儀式，但目前宮內未尋獲相關記載。
另臺中大甲鎮瀾宮正殿龍壁懸有一件梵鐘，尺寸和萬和宮、臺北天后宮的高橋才治郎鑄造銅鐘相仿，其外形亦同樣為彈頭狀，鐘口平齊，銅鐘上緣有枚，器身以凸弦紋為區隔；下段底部兩側有淺浮雕之蓮瓣，底端有四段花草紋，顯示萬和宮相似的風格，顯示了日本銅鐘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鎮瀾宮銅鐘上有陽文落款「京都三條小橋‧藤田三法堂鑄」。
「京都三條小橋」係京都三條通橫過高瀨川的小橋，而高瀨川是一條江戶時期所建的運河，指的是該座梵鐘之鑄造地點，而「藤田三法堂」則是京都鑄坊名稱，臺灣也見其作品。位於卓蘭鎮中街里峩崙廟，創建於清道光3年（1823），峩崙廟有一古鐘，鐘身刻有「京都三條小橋藤田三法堂鑄」，以及「峩崙廟昭和四年秋置」等字樣。[66]由於鎮瀾宮曾於大正、昭和年間重修，故該座銅鐘也應是日治時代後期所置。從前述數例來看，臺灣寺廟在日治時期後段，使用日本鑄造銅鐘重要產地京都的產品，是頗為常見的。
透過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鹿港文武廟昭和5年銅鐘造形和日式梵鐘非常接近，但鐘體表面鑄有漢字，一種可能是直接向日本訂製，而字體由臺灣提供，或是銅鐘抵達台灣後再加工刻字；另一種可能則是在臺灣本地鑄造廠訂購，但造形已受到日本梵鐘的影響。
綜觀上述例子，日治時代臺灣大型金屬鐘有自京都訂製、或在臺灣本土製造的兩種選擇。凡臺灣本土製作者，其材質多以鉎鐵為主；至於中、大型銅鐘，則直接向日本訂製，其精細度較臺灣鐵鐘高，耗費亦不貲。
六、
小結：從大陸東南沿海轉向日本訂製
本文透過科學儀器檢測，證明萬和宮金屬鐘的兩種材料分別是為青銅與鉎鐵，避免過去金屬鐘研究時僅憑主觀經驗推測材質，造成論述的不確定性。其次，透過前文所整理的清代鑄鐘落款，臺灣早期廟宇大鐘因金屬原料取得不易，以及鑄造業條件仍有不足，故多從大陸沿海地區輸入。
歸納田調資料與相關文獻，臺灣大鐘上落款之產地，從北到南有江蘇（姑蘇梅冶坊鑄造）與浙江（寧邑扒沙巷單順得廠）、安徽（無錫良冶許四房元和）、福建（福州蓮宅、福省、泉州、廈島隆豐、漳州合茂爐）與廣東（廣東省城泗源店、以及禪山，即佛山）等地。整體來說，臺灣清代大型梵鐘的來源，以閩、粵二省為主，概因地緣關係，輸入亦較容易；此外，一方面可能受到移民祖籍來源的影響，更大的原因是郊商貿易港市地點的因素，如泉廈郊、南郊、北郊等。而金屬鐘產地之一的寧波，係北郊貿易港市；而福州、廈門、金門、漳州、泉州等大鐘鑄銘上所見地點，則是南郊貿易對象；至於泉州、廈門的鑄鐘，也可能透過泉廈郊引進台灣。[67]
蘇爾夢的研究指出，福州蓮宅是除了廣東佛山之外另一處中國東南沿海梵鐘的重要產地。本文透過萬和宮道光20年（1840）鐵鐘，指出在福州蓮宅產銷範圍中，臺灣也屬其中一環。再就蘇爾夢採集東南亞材料來看，雖然其指出印尼梭栳鎮國寺的1821年鑄鐘為最早的蓮宅製品，但該面鐘卻無鑄匠名；而宜蘭城隍廟道光14年（1834）鐵鐘，僅見「鑄人林國瑚」，未稱地點；換言之，萬和宮道光20年（1840）鐵鐘是目前蓮宅傳世產品中，有具體落款地點最早的一件文物，惟地名稱「福省」，尚未自稱蓮宅。直至金門南門境天后宮道光丁未年（1847）款的鉎鐵鼎式香爐，方見「蓮宅」之名。
再根據臺灣其它實物來看，蓮宅鑄鐵產品對臺的產銷，除了梵鐘，還有香爐與火砲，其年代從最早的宜蘭市嘎瑪蘭城隍廟的道光14年（1834）的鉎鐵鐘、到澎湖光緒2年（1873）火砲，其時間範圍落在19世紀前半至19世紀後半的不及50年之間。其後因日人治臺，蓮宅產品在20世紀前半雖繼續銷往東南亞，但已逐漸退出臺灣舞臺。
表：清代台灣所見蓮宅製品
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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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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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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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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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者
（訂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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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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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14年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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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瑪蘭）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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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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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人林國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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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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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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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20年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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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犁頭店萬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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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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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省鑄人林國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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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金春號、總理監生賴應瑞等信徒與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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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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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丁未年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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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南門境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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鉎鐵方鼎香爐
|
蓮宅鑄匠林國蒲
|
未見
|
筆者採集
|
道光28年（1848）
|
台南府城隍廟
|
鐵鐘
|
福建省水關外蓮宅鑄匠林國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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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郡信官、住持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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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璠編纂，《臺灣金石木書畫略》
|
道光30年
（1850）
|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
|
鐵砲
|
匠首林茂周
|
艋舺營
|
盧泰康，《台南市古物文化資產內涵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
|
同治12年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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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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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砲
|
匠首林俊賢、林國琉
|
嘉義營
|
盧泰康，《台南市古物文化資產內涵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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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2年
（1876）
|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
鐵砲
|
匠首林茂昇、林國琉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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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協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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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礟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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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2年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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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和平島公園（1984 年於澎湖馬公港測天島水域打撈）
|
鐵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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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首林茂昇 副匠首林國琉
|
臺協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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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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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治時代約大正年間以後，一方面日本文化影響加深而開始轉向採用日式梵鐘，另一方面也由於和大陸間的交流受到中日兩國的對峙情勢緊張，而逐漸中斷。[68]因此，大型鐘器逐漸不再向對岸訂製，而轉向日本訂作，或由臺灣本地的鑄造廠承作。萬和宮兩件鐘器上的鑄造地點，恰恰反映了臺灣大型金屬供器的產銷狀況，其地處於臺中盆地的南屯，卻充分反映了大時代的產銷背景。
萬和宮日治時代梵鐘上陰刻的叩鐘偈，雖來自於佛教思想，而後殿也祀奉觀世音菩薩，惟銅鐘是懸於正殿內，反映它是作為閩南地區民間信仰的概念下被使用。鐘上的陰刻雙勾字體，也是鑄後加工，未必是在日本訂製時一併刻上。
透過萬和宮寺廟沿革來看，在道光年間寺廟重修，向福州蓮宅訂鑄大鐘以前，已建廟有百年之久。因此在該口大鐘使用以前，應當還有更早的大鐘。但一方面是年代久遠已不可考；同時也不排除原來先前的大鐘，因金屬貴重已被重新熔鑄再利用。
同時，透過萬和宮兩件金屬鐘上的贊助者來看，也說明鑄鐘是無法由單人獨立耗資，因此對地方來說是一件需要全庄或全街共襄盛舉的盛事，需要在地居民或信徒的合力參與，能促進地方的凝聚力，反映社群的認同感。當犁頭店居民從清代至現代，不間斷地聽到廟內鐘聲於晨間鳴響，歲時節慶之祭儀過程不間斷聽到，這響了百餘年的萬和宮鐘聲，也成了犁頭店居民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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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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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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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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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透過雲科大文資系曾永寬教授對「福蔭全臺」匾檢測資料、以及吳慶泰等人對該面匾額漆層切片資料的分析發現，木匾底板由下而上依序為：藍色漆層（群青）、淺青色漆層（石綠）、青色漆層（鉻綠(Cr2O3)、染劑），與現今顏色淺綠漆層（鉻綠(Cr2O3)、鈦白），共四層漆層。由於鈦白屬於近代材質（1821年發明），於1921年方廣泛運用於油性塗料中，因此可以確定上層顏料是在日治以後才塗裝的。可見其底下漆層有多次重漆現象。雍正年間至甲午割讓1895年有160餘年時間，確實有可能因為寺廟重修、匾額掉漆等現象更換。再從漆層疊壓關係判斷，「福蔭全臺」匾應是清代前期所製，最表面的顏料層可能是近30年內所做。初步判斷，顏料層有經過2-3次整修。此外，底材為福州杉，為清代常見匾額材料。縱觀上述，該面匾額並非近代所製之偽匾。
[31] 本文所列各件文物成份檢測分析，採用α6500-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 Alloy Plus，檢測時間為2015年8月18日；以上工作，感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盧泰康教授協助以上檢測分析工作。
[37] 清代梵鐘做常見的銘文是「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16字。無論就與文脈絡發展或是銘文傳統而言，皇圖與帝道都應並列。且就鐘面布局而言，先讀上再讀下也較合乎空間權力關係，另外所謂皇圖、帝道等語，固然可解為宗教性祈求吉慶之義，但對明清極權帝制的情況考慮，其銘文顯示出濃厚的政治氣味，稱之為讚頌似較適當。整體來說，鐘銘同時帶有政治讚頌與宗教吉祥之義。
[40] 黃翠梅（計畫主持人），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協同主持人），《臺南市國定（第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結案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11年7月，頁74。
[64] 鈴木勝司編，〈朝霞大仏物語：幻の朝霞大仏と大梵鐘の建立経過〉，2011.08.06，網址：http://www1.ocn.ne.jp/~sirakigi/asakapln.html，2015年3月點閱。
[65] 林承緯，〈異國民俗文化在臺灣的傳承與發展：以日治時期的奉納民俗及奉納物為例〉，第二屆中華與波蘭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主辦，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4年12月5日，頁13。
[68] 明治晚期後受到政策影響，編入日本經濟貿易圈內的臺灣與日本內地間的貿易關係正趨於緊密化。與此同時，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也漸形疏離。進入昭和時期，雙方貿易關係(臺與中)又因日本一連串軍事侵略行動而導致的日中外交的持續惡化影響更形疏遠，以致幾近斷絕。
